□高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花100多元买了一部 “海鸥”家用相机，在我工作的新汶矿务局地质勘探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台相机只有几档光圈，目测对焦，塑料机壳，属于 “儿童玩具”档次，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也算是“奢侈品”了。我们单位一个小车司机奚落我说“穷玩车子富玩表，玩相机的是傻鸟。”那时候，大家都认为照相机是 “烧钱”的玩意儿，得买胶卷，得冲洗照片，处处花钱。所以玩相机的人被称为 “傻鸟”。除了 “傻鸟 “，摄影人还给自己起了个比较贴切的名字叫 “发烧友”。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摄影的不归路。回顾近四十年的摄影经历，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玩相机，其实并没有达到 “发烧”的水平，由于囊中羞涩，使我一直走着一条非常经济理性的“穷玩”之路。
何谓 “穷玩”呢？大家不是都说摄影 “烧钱”吗，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玩呗。单说买胶卷吧，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国产 “乐凯”胶卷。一个乐凯胶卷要比进口胶卷便宜一半，在乐凯专营店用乐凯相纸冲印照片，出片质量跟使用进口胶卷差不了多少，价格还实惠。我还用过那种用进口电影胶片剪出来的简装 “富士”和简装 “柯达”胶卷，比买品牌原装胶卷要便宜一半。我还跟影友学了一手节省胶卷的 “绝招”儿：每次为相机更换胶卷时，在被窝里或特制的 “暗袋”里更换，将新胶片刚刚挂在相机的卷片轴上，就将暗盒关闭开始拍，这样片头和片尾都可以多拍3张，一只额定拍36张胶卷，我每次都能拍到40多张。我还买来药水和相纸，用自制的简易曝光箱，在家里的小厨房安上红灯泡，自己学着洗相片。夏天的晚上，小厨房里又闷又热，我异常兴奋的在显影液、定影液里折腾出一张张照片，一干就是一夜，身上被蚊子叮满了包。如今，那些方二寸的黑白照片，完美的保存在我的影集里，记录着恍如隔世的昨天。
后来我调到了单位宣传科，摄影成了我的本职工作。单位给配了一台国产 “海鸥DF—1”型单反相机，那时候日本相机已进入中国市场，很多单位的专职摄影干事己经用上了全自动的进口相机，我手里的 “海鸥”显然有点落伍。有时候去参加矿务局组织的集体采风活动，人家相机里发出的是刷刷的自动过卷声，我的相机只能发出清脆的钢片快门声，而且没有连拍功能，还得一张一张的手拧过卷。同行们就笑话我还不 “鸟枪换炮”。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能用上公家的相机和胶卷夫复何求？我就这样一直背着国产相机，用着国产胶片，乐此不疲的 “穷玩”。我养成了习惯，哪怕是花公家的钱，我也穷毛病不改，能省则省。我的工作单位地质勘探队是个穷单位，搞活动买胶卷得打报告批，穷单位的领导比较抠门，打一回报告只给批一个胶卷，还让我省着点用。我只好用一个进口胶卷的钱，采购成两只乐凯胶卷或者那种简装卷，既给单位省了钱，我还增加了多拍胶片练手的机会。
“穷玩”摄影，并不是不投资。而是在投资上设备时，不搞 “大而全”，要从 “实际需求”出发，搞 “少而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我使用过的相机也不少了。每次更新设备，我都是本着 “够用”的原则。我一直认为，业余摄影爱好者，没必要在设备上搞攀比、追求“高大上”，熟悉和用好手中现有的设备，提高“出片率”才是王道。在胶片摄影时代，我用的是国产海鸥。进入数码相机年代，我用的是儿子在大学里从网上淘的两款入门级二手单反。近几年，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我虽然也下狠心投资近两万上新了 “尼康D750”机身和“24—70” “70—300”镜头，但我 “喜新不厌旧”，过去的几台旧相机我还一直都还用着。我很喜欢美国摄影家蔡司·贾维斯的名言 “最好的相机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一只。”他提倡的不是你要用多么高端的摄影设备，而是强调要掌握使用好你现有的相机。
40多年来，我 “以影养影”，坚持摄影创作，拍摄了大量新闻和艺术摄影作品。我拍的摄影习作，一般有两大用途：一是给报刊投稿，这些年我的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作品，先后被《人民日报》 《中国摄影报》 《人民摄影》等报刊采用。二是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摄影比赛展览。我的习作先后在国家、省市级摄影比赛中多次获奖和入展，我还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穷玩摄影
《山东工人报》（2022年07月08日 第A3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花100多元买了一部 “海鸥”家用相机，在我工作的新汶矿务局地质勘探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台相机只有几档光圈，目测对焦，塑料机壳，属于 “儿童玩具”档次，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也算是“奢侈品”了。我们单位一个小车司机奚落我说“穷玩车子富玩表，玩相机的是傻鸟。”那时候，大家都认为照相机是 “烧钱”的玩意儿，得买胶卷，得冲洗照片，处处花钱。所以玩相机的人被称为 “傻鸟”。除了 “傻鸟 “，摄影人还给自己起了个比较贴切的名字叫 “发烧友”。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摄影的不归路。回顾近四十年的摄影经历，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玩相机，其实并没有达到 “发烧”的水平，由于囊中羞涩，使我一直走着一条非常经济理性的“穷玩”之路。
何谓 “穷玩”呢？大家不是都说摄影 “烧钱”吗，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玩呗。单说买胶卷吧，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国产 “乐凯”胶卷。一个乐凯胶卷要比进口胶卷便宜一半，在乐凯专营店用乐凯相纸冲印照片，出片质量跟使用进口胶卷差不了多少，价格还实惠。我还用过那种用进口电影胶片剪出来的简装 “富士”和简装 “柯达”胶卷，比买品牌原装胶卷要便宜一半。我还跟影友学了一手节省胶卷的 “绝招”儿：每次为相机更换胶卷时，在被窝里或特制的 “暗袋”里更换，将新胶片刚刚挂在相机的卷片轴上，就将暗盒关闭开始拍，这样片头和片尾都可以多拍3张，一只额定拍36张胶卷，我每次都能拍到40多张。我还买来药水和相纸，用自制的简易曝光箱，在家里的小厨房安上红灯泡，自己学着洗相片。夏天的晚上，小厨房里又闷又热，我异常兴奋的在显影液、定影液里折腾出一张张照片，一干就是一夜，身上被蚊子叮满了包。如今，那些方二寸的黑白照片，完美的保存在我的影集里，记录着恍如隔世的昨天。
后来我调到了单位宣传科，摄影成了我的本职工作。单位给配了一台国产 “海鸥DF—1”型单反相机，那时候日本相机已进入中国市场，很多单位的专职摄影干事己经用上了全自动的进口相机，我手里的 “海鸥”显然有点落伍。有时候去参加矿务局组织的集体采风活动，人家相机里发出的是刷刷的自动过卷声，我的相机只能发出清脆的钢片快门声，而且没有连拍功能，还得一张一张的手拧过卷。同行们就笑话我还不 “鸟枪换炮”。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能用上公家的相机和胶卷夫复何求？我就这样一直背着国产相机，用着国产胶片，乐此不疲的 “穷玩”。我养成了习惯，哪怕是花公家的钱，我也穷毛病不改，能省则省。我的工作单位地质勘探队是个穷单位，搞活动买胶卷得打报告批，穷单位的领导比较抠门，打一回报告只给批一个胶卷，还让我省着点用。我只好用一个进口胶卷的钱，采购成两只乐凯胶卷或者那种简装卷，既给单位省了钱，我还增加了多拍胶片练手的机会。
“穷玩”摄影，并不是不投资。而是在投资上设备时，不搞 “大而全”，要从 “实际需求”出发，搞 “少而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我使用过的相机也不少了。每次更新设备，我都是本着 “够用”的原则。我一直认为，业余摄影爱好者，没必要在设备上搞攀比、追求“高大上”，熟悉和用好手中现有的设备，提高“出片率”才是王道。在胶片摄影时代，我用的是国产海鸥。进入数码相机年代，我用的是儿子在大学里从网上淘的两款入门级二手单反。近几年，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我虽然也下狠心投资近两万上新了 “尼康D750”机身和“24—70” “70—300”镜头，但我 “喜新不厌旧”，过去的几台旧相机我还一直都还用着。我很喜欢美国摄影家蔡司·贾维斯的名言 “最好的相机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一只。”他提倡的不是你要用多么高端的摄影设备，而是强调要掌握使用好你现有的相机。
40多年来，我 “以影养影”，坚持摄影创作，拍摄了大量新闻和艺术摄影作品。我拍的摄影习作，一般有两大用途：一是给报刊投稿，这些年我的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作品，先后被《人民日报》 《中国摄影报》 《人民摄影》等报刊采用。二是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摄影比赛展览。我的习作先后在国家、省市级摄影比赛中多次获奖和入展，我还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