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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于捐献大盂鼎和大克鼎

《山东工人报》(2022年11月07日 第A4版)

  清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形体较小的盂鼎,故将大鼎称为“大盂鼎”。同治七年,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获赠大盂鼎。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同出者有克鼎七件,为将它们区分开来,故将大鼎称为“大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亦即为潘祖荫所得。
  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和大克鼎一同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二鼎倾尽全力。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无奈决定将二鼎再次入土埋藏,躲过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安然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慎重考虑,潘达于认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1951年,即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无偿捐献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200余件。潘达于在书信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宝“贮藏得所、克保永久”。
  1951年10月9日,《新民晚报》刊登消息《潘达于捐献两古鼎》,提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献政府,不但表示其对政府的热爱和信赖,同时对于新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贡献。”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伊始,历经劫难的二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潘达于那时生活并不宽裕,还参加了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当时,政府曾奖励潘达于一笔钱,她还把这笔钱也捐给了抗美援朝将士。其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赠99件字画、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都是她的捐赠。
  潘达于将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赠给国家,自己的生活却一直过得十分简朴。1996年,当记者采访时年91岁的老人时,言及当初捐赠的动机,老人大声说:“因为相信共产党呀!”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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