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洋溢儒家情怀的办刊者

　　梁漱溟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向来以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闻名于世。但不为人知的是，梁漱溟的一生都与报刊渊源颇深，凭借为国为民的儒家情怀与埋头苦干的中国精神在鱼龙混杂的民国报界留下了引人入胜的一笔。
　　近代报刊对中国启蒙民智、改良社会的作用极大，梁漱溟自年少时便通过阅读报刊学习知识、开阔眼界。其父梁济身为清末开明绅士，曾赞助彭翼仲创办在京城风靡一时的 《京话日报》，梁漱溟后来还曾接办过一段时间。 “新媒体”的力量无疑对梁漱溟的成长影响深远。自顺天中学毕业初入社会后，梁漱溟便选择投身新闻界，与朋友携手创办 《民国报》，并任编辑、记者。然而不久之后， 《民国报》成为了国民党的总部机关报，梁漱溟遂与朋友脱离了报馆。梁漱溟对这一年多的报纸生涯评价不高，他认为自己没能实现报人 “指导社会”的作用。但记者的经历让他与社会频繁接触，认识到社会现实与书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为其之后的哲学思想与社会实践活动奠定了基础。
　　梁漱溟生平最看重的报刊经历是创编民盟的机关报 《光明报》，甚至连 《光明报》的刊名也是梁漱溟与范长江一起议定的。由于民盟的政见与国民党当局相左， 《光明报》的创办与经营备受刁难，甚至连“发刊词”都被当局的新闻检查机关开了 “天窗”。但梁漱溟却将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寄托在这份报纸之上。他认为 《光明报》应对社会大众负责，也应是民众畅所欲言的园地。他重视报纸编者与读者的互动，开辟专栏展开对 “中国问题”的讨论。他对新闻自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消极言论的外溢，言论自由也能在团结大众、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等方面产生巨大作用。
　　此外，梁漱溟还创办过 《村治》《乡村建设》等刊物。但不管从哪份刊物上，我们都能看到梁漱溟身上无时不有的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与积极进取的文人论政的儒家风骨。梁漱溟一生并不显耀的办刊事业却始终与儒家的仁勇精神融为一体，先生不愧为内圣与外王合一的 “最后的儒家”。 李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