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自明朝来

　　番薯，也称甘砅（“砅”同“薯”）、白薯、红苕、红薯、地瓜等，一种高产而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薯肉有粉白、红、淡黄、紫等，味美。其食法颇多，蒸食、火烧熟食、煮食饴食等，或沙粉、或软糯、或滑甘，味道香甜，好吃。在《本草求原》便记载，番薯可凉血活血，宽肠胃，通便秘，去宿瘀脏毒，舒筋络等，具有多种的功效，也是保健、养生的一种食物佳品，为人们喜爱。
　　我国食用薯类的历史悠久，多以薯蓣、砅鑈、甘砅、野山药等称之，品种繁多。最早出现薯类记载的，便是战国时期的 《山海经》，言之“景山，其草多砅鑈”（即江南单呼砅），及“升山、阳华之山、兔床之山、尧山，其草多砅鑈”，如此之说。
　　其实，薯蓣并非番薯也。
　　按南宋罗愿《尔雅翼》砅鑈所述“《本草》薯蓣味甘温是也。唐代宗讳预，故呼薯药。至本朝又讳上字，故今人呼为山药一名”，即为山药，可入药也。
　　那么，甘砅是不是番薯呢？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甘砅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蒸炙皆香美，宾客酒食亦施设，有如果实也。”晋朝嵇含嵇含《南方草木状》又载：“甘砅二月种，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经久得风乃淡泊。出交趾、武平、九真、兴古也。”这儿所述的并非番薯，所指应是“山芋”（土豆）了。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述“甘砅，即俗名红山药也。”所指的，应是紫山药（参薯），甘砅的一种。王圻撰的《稗史汇编》甘砅记载：“山砅植援附树乃生，番砅蔓地生……薯蓣与山砅，显是二种，与番砅为三种，皆绝不相类。”可见，番薯与薯蓣、山砅，也有着区分的。
　　关于番薯的确切记载，应出自明代何侨远著的《闽书》南产，所述“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即在明朝万历（1572-1620年）中期，从国外引进来的。又言“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所说的朱薯，便是番薯了。吕宋国，便是菲律宾古国之一也。当时，当地人们“吝而不与中国人”，我国商人便“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吾闽”，番，即“番邦”，古指海外国家，所以便有“番薯”的说法。
　　“无根而滋，藤不枯萎，能守气者”，由于番薯的适应性强，也是古代广泛推广的粮食作物，“以当谷食，足果其腹，荒不为灾”，这在福州府、莆田县、泉州府、漳浦县、番禺县等，多处有所记载，有“居人便足半年之粮”之说。
　　清朝康熙版《海澄县志》记载：“土产有番薯红白二种，传自外国，用同粳薓，价甚贱。余嗜之不厌，曰：适口耳。且可代匮。或啖不弃皮，人因有番薯之称。”海澄县令余应桂，对食番薯，百吃不厌，连番薯皮，也不舍得扔掉了。
　　现在人们吃番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想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艰难岁月，有着忆苦思甜的味道了。周建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