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风范

　　□张锦凯
　　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古代先秦文化中，那真是 “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众多的学术思想流派，都认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可以医治世态百病、拯救世道人心，以至于诸子百家形同水火，用极端的方式阐述一家之言。或许，正是因为 “深刻的片面”超越 “平庸的全面”，才树立起诸子百家的学术风范。
　　法家，一个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学派。法家的治国方略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伟力是其他学派所望尘莫及的，正如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关于法家是谁创立的，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说清，各种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 “子产相郑”“管仲相齐”等著名历史典故中依稀看到一些法家之风。而到了战国时期，商鞅、李悝、吴起的变法则处处显现出法家的风范。然而商鞅重 “法”，申不害重 “术”，慎到重“势”，他们推行的只是法家某个方面，只有韩非将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构建了法家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新事物总是先进于旧事物，此乃：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也是为什么历代法家代表人物都注重变法的根源。他们认为，改革可以保持创新活力，不断突破原有旧框架的束缚，而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不断地革新才能富强，如同商鞅的两次变法一样，把秦国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只是商鞅崇尚的 “以法治国”实际上就是 “以刑治国”，他极力推行法律万能主义，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严刑峻法是秦国兴旺的根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法家的冷酷无情中也有精神温度，毕竟中国实现了统一。其实，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难免存在历史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借鉴，创造性转化并赋予新时代内涵。
　　在法家眼里，什么仁义道德都是不足一提的，唯有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才是立国安邦的根本保证，虽然有点片面，但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精深的法治理论。富国强兵是法家治国理政的“经方”。回溯历史，有的朝代国富兵弱、文盛武衰，是典型的“泥足巨人”，根基不稳，国家就会地动山摇，北宋就是如此，屡遭侵犯、百般受辱。因此，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必须建立与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国防，富国是强军的基础，强军是富国保障。在倡导与推崇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上，法家的风范让人肃然起敬，一些闪光的法治建设思想也值得我们借鉴汲取。
　　任何一种国家治理方式，都需要认同这种治国理念的人才。法家的富国强兵策略，就要用韩非的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选拔人才，这也是古今选人用人的至理名言。官员选拔出来后，就有一个治吏的问题，必须使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顺利实施。官员的清廉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韩非在 《韩非子·亡征》中写道： “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如果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用钱财买到，国家将亡！韩非认为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臣僚清正廉明，而不是放纵贪欲之心以徇私枉法。 “以法促廉”可以有效惩治贪腐，而官吏们自身的廉洁修养也很重要， 《韩非子·饰邪》有：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其实，纵观古今，只要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用 “法治”代替 “人治”，就会官清民安，民富国强。
　　古代的法，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因而法家提倡的 “以法治国”与我们现在所讲的 “依法治国”不是同一个概念。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法治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国家稳定、保障人民权益、促进公平正义。法家思想，作为中华法治文明的璀璨篇章，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它独有的光芒，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