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三碑”的庙堂之气

　　“孔庙三碑”是指位于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内的三块古碑，分别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它们是享誉中外的历史人文遗迹，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臬。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刻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无额，通高260厘米，宽128厘米，厚23厘米，18行，满行40字。碑文记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之言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桓帝准允，因乙瑛时已去职，后以孔和补任。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嘉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但据稽考，所谓钟繇书丹，乃后人伪托之辞。“乙瑛碑”法度谨严，布局平实，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方整中有顿挫之势，平正中显秀逸之态。结体端庄匀适，字势开张，左右拓展，俯仰有致，向背分明。字形方圆兼顾，注重笔画的曲直平斜、粗细刚柔、轻重徐疾的变化，讲究笔势的穿插避让、高低疏密的关系。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碑无额，通高227.2厘米，宽102.4厘米，四面环刻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记述鲁相韩敕倡议修饰孔庙、增置礼器之盛事，碑末有韩敕等9人题名。碑阴3列，每列17行；左侧3列，每列4行；右侧4列，每列4行，皆刻捐资立石者的姓名和数额。“礼器碑”行距紧凑，字距疏朗，结体上下精密，呈梯形状，左右伸展，横势宽绰，粗细有致，寓欹侧于平正中，寄疏秀在严密内。笔画以方为主，略带圆意，竖画外柔内刚，折画形断势连，撇画略取侧势，捺法圆润劲险。碑阳部分，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密；碑阴则纵有序，横无列，行距适度，字距参差。
　　“史晨碑”亦无额，通高231厘米，宽112厘米，厚22.5厘米，因一石双面，两碑同刻，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17行，行36字（因每行末字掩埋于原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字径3.5厘米，记载时任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年)四月，14行，行35至36字不等，记载祀孔和飨礼盛况，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4行。“史晨前后碑”迄今磨损极少，完整可诵，书风相类，笔致如出一人，传为蔡邕所书。“史晨碑”碑文近千字，起笔露而能藏，尖而寓圆。其横笔取势平稳，竖笔劲挺稳健，斜向撇捺，极意伸展；左撇收缩，右捺舒展。结字扁平方正，呈方棱形；章法布局，横平竖直，纵横有列，行距充分，井然有序，体现出儒家崇尚 “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
　　“孔庙三碑”作为汉代中后期隶书鼎盛时期的典范之作，久负盛名。唐宋以来，历代金石书家对它推崇备至。清代翁方纲 《两汉金石记》称 “乙瑛碑”为 “汉隶之最可师法者”；方朔 《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赞之“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赞 “礼器碑”为 “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清代王澍 《虚舟题跋》誉之 “惟 《韩敕》无美不备……自有汉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方朔认为 “史晨碑” “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孙承泽 《庚子消夏记》则说 “可为百世楷模，汉石之最佳者也”。凡此种种，无不极尽赞誉。
　　“孔庙三碑”对我国书法发展影响深远，是后人学习隶书的入门范本。唐代史惟则、梁升卿，清代郑以及现代马公愚、来楚生等，皆喜临 “乙瑛碑”； “草圣”林散之则酷爱临写 “礼器碑”，出神入化，备受瞩目。 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