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汉翠
方远，资深报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大船队》《坠落的天使》等，中篇小说《神龟出没》《门缝儿里的爱情》等20余部。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大船队》先后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长篇小说《大戏台》、长篇报告文学《光明路上追梦人》先后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曾获第一、第四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泉城文艺奖、梁斌小说奖等多项荣誉。他从城市文学出发，在知命之年回归乡土，以百万字的“原乡三部曲”为家族立传，为时代作注。不久前，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晚霞落进王河，先人们站在入海口看我”
记者：方老师，您在很多场合中提到，站在莱州过西村北的王河大坝上，看到大河入海、晚霞满天的景象时，泪流满面。那一刻，您仿佛看到了先人们正注视着你。这个画面对你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成为你创作“原乡三部曲”的转折点？
方远：出生在济南，成长在故乡，为与年迈的祖母做伴，我在家乡莱州市过西村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当我在15岁时回到济南，回到父母的身边，与家乡告别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依恋，而济南户口的身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我变回了城里人，我享受着城市的生活，却忘却了家乡的艰难。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拿起笔来学习写作的时候，家乡才再次回到我的视线中。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孕育，只是铭刻在我的记忆处，在某个时间被重新唤醒。后来，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写小说，都市文学又成为我的最爱。我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对都市的人或事更敏感，或者说，我善于以乡下人的视角去解析都市生活。
当我年近半百的时候，我回过一次家乡，专门去了儿时常去玩耍的地方。比方，村里的大街小巷，读过书的小学，甚至去了生产队的牲口屋。牲口屋早就没有了，一切都成过往，家乡已物是人非。村北的那条王河还在，当我在傍晚时分爬上了坝堤，向入海口方向望去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河水、海岸、晚霞、大风……眼前的景象令我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我的情感神经被拨动唤醒，故去的先人们出现在我的视野尽头，我分明看到，他们在注视着我。
以这种神奇的方式与先人们不期而遇，纷繁的家族故事便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令我不能自拔。我突然意识到，作为方氏家族的后人，有责任将这些惊心动魄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讲出来。家族的，也是民族的，原乡三部曲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记者：您曾经说，20多年前著名作家刘玉堂对您说“面向文学，背对文坛”。这句话对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意味着什么？在这个 “流量至上”的时代，您怎么看待一个作家与文坛、与市场的关系？
方远：在我看来，作家应该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能抵挡住名与利的诱惑，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纯粹将文学作为一种爱好的人，更应当如此。以爱好作为出发点，努力去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其他不要过于关心。在这种心境下，创作便没有了压力，一点儿小小的进步自己能看到就行。这样的话，自然就乐在其中了。
“10年乡村，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
记者：您10岁种下了作家梦，十五岁离开了故乡，几十年后在知命之年重回故里。您觉得，时间在你与故乡之间建立了什么，又消解了什么？如果没有这十年的乡村生活，还会有今天的大河、大船吗？
方远：我生在济南，却在父母的老家长大，最后定居在济南。那么，济南和莱州哪个是我的故乡？这个问题让我一直很纠结。后来，我将莱州老家当作我心灵的故乡，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有十年的乡村生活，我感到无比幸运，是家乡给了我创作《大河入海流》和《大船队》的底气。
“一个德字像神灵，在船队上空飘着”
记者：您在《大船队》中写方英典这个人物，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开明的一面。你如何理解他这种矛盾？他身上的“德”字，是你想为这个时代保留的什么？
方远：保守与开明是相对的，是一体两面，没有绝对界限。对方英典这个人物来说，他知道，一味固守容易停滞，而全盘放开又易失根基，而如何平衡与选择，便是一种精神煎熬。我们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德”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根基。传统之德为现代社会提供重要指引，我们要崇德自省，端正品行，守住道德底线，共同构筑稳定向善的现代文明根基。
记者：您父亲方肇瑞先生是您每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也把多家族故事讲给你听。在《大船队》和现在的正在创作的《大戏台》中，有哪些是他讲给你的？
方远：家族故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幸运的。我儿时在家乡生活的时候，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故事，真是比小说都精彩。父亲给我讲了一些家族故事，与我儿时听到的相互印证。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总会“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小说创作中，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二是避免出现“对号入座”的事情发生。有些故事和情节，父亲在看后会提出一些建议，我大多会接受。
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推荐语中写道 “一群农民向着大海”，这是“民族秘史中不曾有人讲述的故事”。您觉得，方氏家族这只船队，能代表中国乡土怎样的精神转变？
方远：从农耕文明到海洋文明，以船队起航为标志，方氏先人转变保守观念，打破土地桎梏，走向上了广泛的海洋，从而催生了他们开放的进取意识，也自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势。
“我肚子里藏着一间杂货铺”
记者：您在读书的分享会上强调了好几次 “文学作品一定要有意义”。这个“意义”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环境中应该如何自洽？您希望读者从大河、大船中带走什么？
方远：作品的意义绝不是厚重说教，而是以细腻、真情、润物无声的笔墨给读者留下某种感受。当然，我觉得，这种感受应当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因为，温和而正能量的感染力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在潜移默化中，提振精神、滋养心性，留存温暖的力量，或许这便是作品的意义吧。
记者：您说自己的是 “杂货铺式”的写作者，什么都得学。在《大船队》和正在创作的《大戏台》中，您有相关的写作经历吗？
方远：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自然是包罗万象的，而小说作者也不会天生就什么都懂，那么，通过不断的学习，将自己的大脑打造成一间“杂货铺”，写作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写《大船队》，海洋、船舶、航运等专业的东西自然要掌握。写 《大戏台》，戏剧方面的知识也要学习。在网络发达的时代，查资料方便了许多，我查阅到相关的资料，我会下载并打印出来，然后仔细研究、考证，再根据创作需要融入小说中。有时候，也会购买相关的书，“边学边买”。
“乡愁不愁，是风筝的线、大树的根”
记者：如果有一天，您的后辈翻开《大河入海流》《大船队》等，您希望他们从中读懂什么？是家族的荣耀，还是乡土的温度，或者说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变局？
方远：我觉得，一个家族的传承不是财富，而是“守德行，存良善”的家风，优良品德的传承比荣耀更重要，更稳固，只有精神风骨永续，家族方能长久兴旺。
记者：您曾说，“乡愁不愁，它是一种文化传承”。在您看来，今天我们谈论“乡愁”，最容易被“边走边丢”的东西是什么？
方远：质朴醇厚的乡情，良善淳朴的家风，源远流长的文脉，乡愁的本质是精神根脉，丢了这些，只会剩下模糊不清的故乡轮廓，文化传承也就成为一句空谈。
方远：守着一条河，“打捞”一个家族
《山东工人报》（2026年06月26日 第A4版）
方远，资深报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大船队》《坠落的天使》等，中篇小说《神龟出没》《门缝儿里的爱情》等20余部。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大船队》先后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长篇小说《大戏台》、长篇报告文学《光明路上追梦人》先后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曾获第一、第四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泉城文艺奖、梁斌小说奖等多项荣誉。他从城市文学出发，在知命之年回归乡土，以百万字的“原乡三部曲”为家族立传，为时代作注。不久前，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晚霞落进王河，先人们站在入海口看我”
记者：方老师，您在很多场合中提到，站在莱州过西村北的王河大坝上，看到大河入海、晚霞满天的景象时，泪流满面。那一刻，您仿佛看到了先人们正注视着你。这个画面对你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成为你创作“原乡三部曲”的转折点？
方远：出生在济南，成长在故乡，为与年迈的祖母做伴，我在家乡莱州市过西村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当我在15岁时回到济南，回到父母的身边，与家乡告别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依恋，而济南户口的身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我变回了城里人，我享受着城市的生活，却忘却了家乡的艰难。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拿起笔来学习写作的时候，家乡才再次回到我的视线中。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孕育，只是铭刻在我的记忆处，在某个时间被重新唤醒。后来，我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写小说，都市文学又成为我的最爱。我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对都市的人或事更敏感，或者说，我善于以乡下人的视角去解析都市生活。
当我年近半百的时候，我回过一次家乡，专门去了儿时常去玩耍的地方。比方，村里的大街小巷，读过书的小学，甚至去了生产队的牲口屋。牲口屋早就没有了，一切都成过往，家乡已物是人非。村北的那条王河还在，当我在傍晚时分爬上了坝堤，向入海口方向望去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河水、海岸、晚霞、大风……眼前的景象令我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我的情感神经被拨动唤醒，故去的先人们出现在我的视野尽头，我分明看到，他们在注视着我。
以这种神奇的方式与先人们不期而遇，纷繁的家族故事便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令我不能自拔。我突然意识到，作为方氏家族的后人，有责任将这些惊心动魄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讲出来。家族的，也是民族的，原乡三部曲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记者：您曾经说，20多年前著名作家刘玉堂对您说“面向文学，背对文坛”。这句话对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意味着什么？在这个 “流量至上”的时代，您怎么看待一个作家与文坛、与市场的关系？
方远：在我看来，作家应该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能抵挡住名与利的诱惑，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纯粹将文学作为一种爱好的人，更应当如此。以爱好作为出发点，努力去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其他不要过于关心。在这种心境下，创作便没有了压力，一点儿小小的进步自己能看到就行。这样的话，自然就乐在其中了。
“10年乡村，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
记者：您10岁种下了作家梦，十五岁离开了故乡，几十年后在知命之年重回故里。您觉得，时间在你与故乡之间建立了什么，又消解了什么？如果没有这十年的乡村生活，还会有今天的大河、大船吗？
方远：我生在济南，却在父母的老家长大，最后定居在济南。那么，济南和莱州哪个是我的故乡？这个问题让我一直很纠结。后来，我将莱州老家当作我心灵的故乡，是我灵魂安放的地方。有十年的乡村生活，我感到无比幸运，是家乡给了我创作《大河入海流》和《大船队》的底气。
“一个德字像神灵，在船队上空飘着”
记者：您在《大船队》中写方英典这个人物，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开明的一面。你如何理解他这种矛盾？他身上的“德”字，是你想为这个时代保留的什么？
方远：保守与开明是相对的，是一体两面，没有绝对界限。对方英典这个人物来说，他知道，一味固守容易停滞，而全盘放开又易失根基，而如何平衡与选择，便是一种精神煎熬。我们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德”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根基。传统之德为现代社会提供重要指引，我们要崇德自省，端正品行，守住道德底线，共同构筑稳定向善的现代文明根基。
记者：您父亲方肇瑞先生是您每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也把多家族故事讲给你听。在《大船队》和现在的正在创作的《大戏台》中，有哪些是他讲给你的？
方远：家族故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幸运的。我儿时在家乡生活的时候，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故事，真是比小说都精彩。父亲给我讲了一些家族故事，与我儿时听到的相互印证。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总会“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小说创作中，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二是避免出现“对号入座”的事情发生。有些故事和情节，父亲在看后会提出一些建议，我大多会接受。
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推荐语中写道 “一群农民向着大海”，这是“民族秘史中不曾有人讲述的故事”。您觉得，方氏家族这只船队，能代表中国乡土怎样的精神转变？
方远：从农耕文明到海洋文明，以船队起航为标志，方氏先人转变保守观念，打破土地桎梏，走向上了广泛的海洋，从而催生了他们开放的进取意识，也自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势。
“我肚子里藏着一间杂货铺”
记者：您在读书的分享会上强调了好几次 “文学作品一定要有意义”。这个“意义”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环境中应该如何自洽？您希望读者从大河、大船中带走什么？
方远：作品的意义绝不是厚重说教，而是以细腻、真情、润物无声的笔墨给读者留下某种感受。当然，我觉得，这种感受应当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因为，温和而正能量的感染力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在潜移默化中，提振精神、滋养心性，留存温暖的力量，或许这便是作品的意义吧。
记者：您说自己的是 “杂货铺式”的写作者，什么都得学。在《大船队》和正在创作的《大戏台》中，您有相关的写作经历吗？
方远：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自然是包罗万象的，而小说作者也不会天生就什么都懂，那么，通过不断的学习，将自己的大脑打造成一间“杂货铺”，写作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写《大船队》，海洋、船舶、航运等专业的东西自然要掌握。写 《大戏台》，戏剧方面的知识也要学习。在网络发达的时代，查资料方便了许多，我查阅到相关的资料，我会下载并打印出来，然后仔细研究、考证，再根据创作需要融入小说中。有时候，也会购买相关的书，“边学边买”。
“乡愁不愁，是风筝的线、大树的根”
记者：如果有一天，您的后辈翻开《大河入海流》《大船队》等，您希望他们从中读懂什么？是家族的荣耀，还是乡土的温度，或者说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变局？
方远：我觉得，一个家族的传承不是财富，而是“守德行，存良善”的家风，优良品德的传承比荣耀更重要，更稳固，只有精神风骨永续，家族方能长久兴旺。
记者：您曾说，“乡愁不愁，它是一种文化传承”。在您看来，今天我们谈论“乡愁”，最容易被“边走边丢”的东西是什么？
方远：质朴醇厚的乡情，良善淳朴的家风，源远流长的文脉，乡愁的本质是精神根脉，丢了这些，只会剩下模糊不清的故乡轮廓，文化传承也就成为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