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鲁文生
鲁佛民、鲁伯峻、余修(原名鲁广益),这三个名字在山东革命史上并不陌生。但是鲜有人知道,他们是父子三人,举家共赴国难。父子人生经历,首尾衔接,一脉相承,标注着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
从私塾先生到革命战士
1881年,鲁佛民出生在济南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在四书五经的熏陶下,成为一名年轻的私塾老师。
20世纪初,中国孕育着巨大的变革力量。鲁佛民开始接受新思想。1907年,27岁的鲁佛民读到孙中山、章太炎的著作,开始了对民主革命的启蒙认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宣告独立。鲁佛民时年31岁,被革命热情激荡,只身前往上海。因爱读章太炎的文章,他直接写信给章太炎,受到章太炎多次接待。
回济后,鲁佛民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虽生活艰苦,仍热切关心政治。1913年,他组织济南学生,积极参加反袁(世凯)运动,并冒险公开讲演,被当时媒体称为“孙(文)黄(兴)余毒,传染省法政学校”。
1915年,35岁的鲁佛民毕业,成绩优异。两年后他获得律师证,在济挂牌经营律师事务。此前,他和校友发起组织《公言报》,投身舆论界,任报社时政编辑。因揭露政治黑暗,险遭逮捕,报社被查封。此后,又兼任《山东大民主报》《山东法报》编辑。身兼律师、编辑多个职务,“收入较丰,年约千余元,有储蓄。”
鲁佛民投身“五四”运动时,已经年近四十。他积极组织并参加济南学生游行,抵制日货,以山东学联请愿团成员身份赴京,静坐新华门,要求总统接见。他申诉民意,被报界称为“鲁省代表哭闹总统府”。1921年,他创办《山东平民日报》,任经理,并逐步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及阶级斗争学说。
父子之间思想接力
1923年,鲁佛民出任青岛胶澳公署教育科长。这一年,他经长子鲁伯峻介绍,结识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
1914年,鲁伯峻考入山东师范讲习所,接受教育救国的思想。他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改革教育的乡村教师。
“五四”运动打开了鲁伯峻的政治眼界。父亲鲁佛民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奔走呼号,他也积极参加知识界的集会活动,同时研读《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进步报刊。这期间,鲁伯峻结识了山东的共产主义先驱王尽美。
鲁伯峻是山东最早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之一。他和王尽美等人一起,先后成立了“励新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些团体里,鲁伯峻钻研理论书籍,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1924年10月,鲁伯峻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鲁佛民在济南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为掩护,为中共山东省委会议提供场所。这样的秘密会议动辄通宵达旦,邻家女仆问及原因,鲁佛民便佯称昨夜打牌。“如今忆记,当时不啻处境于枪林弹雨之中,偶有不慎,立遭身首异处之危。”鲁佛民在自传中回忆。1926年冬,由中央特派员吴芳介绍,鲁佛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1927年,山东的政治环境日趋紧张。军阀张宗昌反对赤化,到处搜捕共产党人。5月中旬,山东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21日凌晨,鲁伯峻被捕。他从济南东关十亩园街三十八号寓所被敌人带走时,将随身所带的怀表交给妻子,并指着三个孩子对她说:“好好照看他们,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927年5月23日拂晓,鲁伯峻被杀害于千佛山刑场,时年31岁。
中年丧子流离失所
鲁伯峻被害时,鲁佛民正往返于上海、武汉等地。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任重要职务,社交甚为广泛。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他认识了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等人。
鲁伯峻的死难,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打击。1927年6月,鲁佛民妻子携次子鲁广益(后改名余修)从济南至武汉投奔鲁佛民。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鲁佛民奉共产党组织命令,仍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探听消息。
受害于国民党内部斗争,鲁佛民被诬告吞款千余元。是年9月,被国民党中央正式除名并通缉。鲁佛民经上海、青岛躲避藏匿,辗转来到北京,隐姓埋名,身居贫民窟。他重操教书先生旧业,对启蒙少年灌输进步思想,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共赴延安二次入党
1929年,鲁佛民次子余修(原名鲁广益)被邓恩铭指令速离济南,躲避至北平。
此前,余修在青岛加入共青团,组织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由于山东组织屡遭破坏,父子两人在北京失去了和党的组织关系。
索居北京十年,一家人生活清苦。余修在北平国立图书馆自学苦读,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余修嗜爱文学,和刘曼生(谷牧)创办“文艺青年救国会”,后来又参加“一二·九”等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动,成为中大学生运动的领导分子。
1936年2月,余修入党。同月,他在主持欢迎南下宣传团大会上,被当局逮捕。56岁的鲁佛民倍感焦虑,多方设法营救。余修在狱中作《满江红·二月雪天》,该词后被中国大学作为校歌词。出狱后,党支部书记段君毅找到余修,正式接上关系。毕业后他在中学任教,并从事革命文学宣传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鲁佛民“坚决来西北,依靠我半生政治上所依靠之政党,七月中旬乃由北平动身,作西北之游。”经余修的朋友介绍,8月11日,鲁佛民在西安办事处见到叶剑英,与之详谈,乘坐八路军汽车来到延安。
8月15日,鲁佛民见到毛泽东。“谈甚欢,毛主席嘉我‘十年党节可嘉’。”当年9月,余修也来到延安,成为首期陕北公学学员。10月,鲁佛民重新入党。
1944年,64岁的鲁佛民走完自己的一生。弥留之际,李维汉问他还有什么遗嘱,他说:“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就是对后人最好的遗嘱。”
新中国成立后,余修成为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一届省政协常委。1954年夏,在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委员。经历“文革”坎坷,余修身心遭残酷摧残,后获沉冤昭雪。1984年,他在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心脏病突发去世。苏毅然为追悼会题词:一门忠烈,鲁士三杰。
职工天地 2022年01月01日 星期六
鲁士三杰 举家赴国难
《职工天地》(2022年01月01日 第A50版)
文 鲁文生
鲁佛民、鲁伯峻、余修(原名鲁广益),这三个名字在山东革命史上并不陌生。但是鲜有人知道,他们是父子三人,举家共赴国难。父子人生经历,首尾衔接,一脉相承,标注着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
从私塾先生到革命战士
1881年,鲁佛民出生在济南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在四书五经的熏陶下,成为一名年轻的私塾老师。
20世纪初,中国孕育着巨大的变革力量。鲁佛民开始接受新思想。1907年,27岁的鲁佛民读到孙中山、章太炎的著作,开始了对民主革命的启蒙认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宣告独立。鲁佛民时年31岁,被革命热情激荡,只身前往上海。因爱读章太炎的文章,他直接写信给章太炎,受到章太炎多次接待。
回济后,鲁佛民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虽生活艰苦,仍热切关心政治。1913年,他组织济南学生,积极参加反袁(世凯)运动,并冒险公开讲演,被当时媒体称为“孙(文)黄(兴)余毒,传染省法政学校”。
1915年,35岁的鲁佛民毕业,成绩优异。两年后他获得律师证,在济挂牌经营律师事务。此前,他和校友发起组织《公言报》,投身舆论界,任报社时政编辑。因揭露政治黑暗,险遭逮捕,报社被查封。此后,又兼任《山东大民主报》《山东法报》编辑。身兼律师、编辑多个职务,“收入较丰,年约千余元,有储蓄。”
鲁佛民投身“五四”运动时,已经年近四十。他积极组织并参加济南学生游行,抵制日货,以山东学联请愿团成员身份赴京,静坐新华门,要求总统接见。他申诉民意,被报界称为“鲁省代表哭闹总统府”。1921年,他创办《山东平民日报》,任经理,并逐步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及阶级斗争学说。
父子之间思想接力
1923年,鲁佛民出任青岛胶澳公署教育科长。这一年,他经长子鲁伯峻介绍,结识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
1914年,鲁伯峻考入山东师范讲习所,接受教育救国的思想。他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改革教育的乡村教师。
“五四”运动打开了鲁伯峻的政治眼界。父亲鲁佛民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奔走呼号,他也积极参加知识界的集会活动,同时研读《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进步报刊。这期间,鲁伯峻结识了山东的共产主义先驱王尽美。
鲁伯峻是山东最早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之一。他和王尽美等人一起,先后成立了“励新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些团体里,鲁伯峻钻研理论书籍,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1924年10月,鲁伯峻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鲁佛民在济南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为掩护,为中共山东省委会议提供场所。这样的秘密会议动辄通宵达旦,邻家女仆问及原因,鲁佛民便佯称昨夜打牌。“如今忆记,当时不啻处境于枪林弹雨之中,偶有不慎,立遭身首异处之危。”鲁佛民在自传中回忆。1926年冬,由中央特派员吴芳介绍,鲁佛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1927年,山东的政治环境日趋紧张。军阀张宗昌反对赤化,到处搜捕共产党人。5月中旬,山东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21日凌晨,鲁伯峻被捕。他从济南东关十亩园街三十八号寓所被敌人带走时,将随身所带的怀表交给妻子,并指着三个孩子对她说:“好好照看他们,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927年5月23日拂晓,鲁伯峻被杀害于千佛山刑场,时年31岁。
中年丧子流离失所
鲁伯峻被害时,鲁佛民正往返于上海、武汉等地。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任重要职务,社交甚为广泛。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他认识了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等人。
鲁伯峻的死难,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打击。1927年6月,鲁佛民妻子携次子鲁广益(后改名余修)从济南至武汉投奔鲁佛民。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鲁佛民奉共产党组织命令,仍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探听消息。
受害于国民党内部斗争,鲁佛民被诬告吞款千余元。是年9月,被国民党中央正式除名并通缉。鲁佛民经上海、青岛躲避藏匿,辗转来到北京,隐姓埋名,身居贫民窟。他重操教书先生旧业,对启蒙少年灌输进步思想,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共赴延安二次入党
1929年,鲁佛民次子余修(原名鲁广益)被邓恩铭指令速离济南,躲避至北平。
此前,余修在青岛加入共青团,组织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由于山东组织屡遭破坏,父子两人在北京失去了和党的组织关系。
索居北京十年,一家人生活清苦。余修在北平国立图书馆自学苦读,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余修嗜爱文学,和刘曼生(谷牧)创办“文艺青年救国会”,后来又参加“一二·九”等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动,成为中大学生运动的领导分子。
1936年2月,余修入党。同月,他在主持欢迎南下宣传团大会上,被当局逮捕。56岁的鲁佛民倍感焦虑,多方设法营救。余修在狱中作《满江红·二月雪天》,该词后被中国大学作为校歌词。出狱后,党支部书记段君毅找到余修,正式接上关系。毕业后他在中学任教,并从事革命文学宣传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鲁佛民“坚决来西北,依靠我半生政治上所依靠之政党,七月中旬乃由北平动身,作西北之游。”经余修的朋友介绍,8月11日,鲁佛民在西安办事处见到叶剑英,与之详谈,乘坐八路军汽车来到延安。
8月15日,鲁佛民见到毛泽东。“谈甚欢,毛主席嘉我‘十年党节可嘉’。”当年9月,余修也来到延安,成为首期陕北公学学员。10月,鲁佛民重新入党。
1944年,64岁的鲁佛民走完自己的一生。弥留之际,李维汉问他还有什么遗嘱,他说:“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就是对后人最好的遗嘱。”
新中国成立后,余修成为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一届省政协常委。1954年夏,在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委员。经历“文革”坎坷,余修身心遭残酷摧残,后获沉冤昭雪。1984年,他在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心脏病突发去世。苏毅然为追悼会题词:一门忠烈,鲁士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