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 琦
五年前的一天晩上,敲门声轻轻响起,打开门,喜出望外,是宋维喜。赶紧让进屋来,沏上茶。他从一个手提袋里掏出四本精装书,是墨西哥诗人帕斯的文集:《太阳石》《弓与琴》《孤独的迷宫》《批评的激情》。维喜说,从网上买了两套,你一套,我一套。帕斯是我喜欢的诗歌大师,他的《大街》不但深受我的喜欢,而且影响了我的创作。这套书定价198元,维喜说5折买的。我没有客气便收下了。没提钱的事,我知道给他也不会要,反而显得我见外。
又隔了一段时间,我接到维喜的电话,问我在家吗,说是过来玩。来时,他手里又拿着一本书,是陈先发的诗集《写碑之心》。维喜嘿嘿笑着说,买了本诗集,看不懂,送给你吧。说实话,陈先发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这本诗集的版式和装帧都很有特色,具有珍贵的收蔵价值。我愉快地收下了。
除此之外,维喜还送过我两本书,一本是周国平的回忆录,一本是大解的长篇小说。这两本被我送给了两位朋友。
帕斯的文集与陈先发的诗集被我摆放在书橱的显眼处,我翻过几次。有时也动过送人的念头,但又有些不舍,一是书的质量不忍舍弃,二是作为友情见证,当好好珍存。2021年10月2日,维喜英年早逝,生命定格在52岁上。这几本书我就更舍不得送人了。每当走进书房,我的目光便会从这几本书上扫描一下,仿佛看见维喜那张佛性的脸,正开着慈祥的花瓣。
宋维喜与我同村,论年龄,小我十岁,但论庄乡辈,他大我一辈,我得叫他叔。维喜叔总是一本正经,不喜玩笑,不狂言诈语,我们给他起了两个外号:宋教授、老学究。他在山师大学的是化学,毕业后分到滨城区第四中学,先后做过化验员、化学老师。虽然学的是理科,可他偏偏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可以说达到痴迷的程度。认识我以前,他写古体诗,印过小册子。联系上我后,他写起了新诗。论写诗,他算是我的学生。但写着写着,我们两个分了叉,他与我走了不同的路,他写起了口语诗。
十几年前,他总是把我约到他家里,叫上二三知己,边饮酒边谈诗,不亦乐乎。那时候,他正同于纳新主编校刊《启明星》。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他便约我去饭店一聚。我与文友或同乡相聚时,也总忘不了叫上受人尊敬的宋教授。所以说,我们俩不但是同乡、诗友,还是举杯话桑麻的酒友。在人多的酒桌上,他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听别人侃大山。遇到不投机的人,他也不去反驳,而是悄悄离开。
维喜的口语诗有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王犟的喜笑怒骂,也不同于东岳的调侃,而是集重墨于日常,以挖掘美好情愫为主,但均有思想之核。他写早逝的父亲和姐姐,写不屈服于命运的母亲,写温存的妻子,写知心的同事,写投机的朋友,很是勤奋,几乎每日都有新作。他出版诗集《逆行的人》时,我应约作序,序言先后在滨州《渤海》杂志、《山东工人报》发表。他也多次对我的诗歌进行评论,我出版诗集《冒充一棵树勾引春天》时,把他的一篇评论当作序言收入。
维喜信奉无欲则刚,视功名为粪土,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创作了几百首诗,却很少投稿,除在《大风筝》《散文诗》《齐鲁文学作品年展》等发表少量作品外,多数作品发在博客上、微信圈里。有朋友劝他申请加入省作协,他摇摇头。几年前,他跟我说开始研究佛学。我问他为何?他说觉得自己的灵魂太脏了,需要用宗教去清理。我笑笑,对他说,要是你不干净,这个世界上还有干净的人吗?
维喜与人为善,很少在背后言他人之不足。对待朋友,他总是心怀赤诚。记得有一次文友王鸣凤请客,维喜就问我,鸣凤生了二胎,咱该表示一下吧。我说,前段时间我已表示了,过去好长时间了,你就算了吧。维喜执意不肯,饭局中间,他把鸣凤叫出门外,硬是塞了300元钱。
他去世那天,我通知几位好朋友一起为他送行,王犟、李子喜、于纳新、韩淑静、郑荣都去了。同龄,同为口语诗人的王犟长叹一声:一个好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维喜去世后,总想为他写点什么?便与王犟谈起了维喜的诗歌。于是找到了维喜的一组短诗,还有王犟的评论,不妨引用几首。《棒子花》:不炒炒/怎么能开花呢?《角色》: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起风了》:起风了/无垠的草原低伏下来/一只野兔竖起耳朵/此刻 没有鹰/也没有草 只有/天籁。《豆荚》:我坐在地头/聆听秋天的毕剥之声/我的豆荚我不想收割/就让它做来年的种子。《插销》:我相信,李白的脑子里没有一根插销/而杜甫的脑子里布满了插销/但他在各个插销间进退自如/作为他们的孝子贤孙/我考虑的是/在自己的脑子里安插多少个插销/并怎样控制它们。作为知己,王犟如是说:宋维喜老师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风格与品质。论其语感,介于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论其技巧,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其境界,介于发现与解读之间;论其哲思,介于儒道与禅理之间;论其行文,介于冷描与思辨之间。诸多介于,而不迷离;诸多之间,而不中庸。正如有一道美学意义上的黄金分割线,令其在表达上恰到好处。
记得2006年春天,维喜自印了第一本诗集《结》,我读后写出评论《在诗歌中拯救自己》——在后记中,维喜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大致的交代:“作为一只小虫,我的爬行愈来愈沉重,愈来愈艰难。让文字拯救我。”我们说,维喜的心愿在朝圣的途中已经得以实现。有诗歌为证——“我是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脑袋就是诗的题目/我不押韵/也不讲求平仄/我的阴阳脸和阴阳眉告诉世人/我是一首歪诗/作为歪诗/我把文本/一次又一次/刷新。”应该说,每一次刷新都是一次有效的拯救。
可惜,我的预言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维喜终究未能摆脱厄运的纠缠与暗杀,竟因一场手术引起心脏衰竭要了性命。
职工天地 2023年06月01日 星期四
睹物思人忆维喜
《职工天地》(2023年06月01日 第A60版)
文舒 琦
五年前的一天晩上,敲门声轻轻响起,打开门,喜出望外,是宋维喜。赶紧让进屋来,沏上茶。他从一个手提袋里掏出四本精装书,是墨西哥诗人帕斯的文集:《太阳石》《弓与琴》《孤独的迷宫》《批评的激情》。维喜说,从网上买了两套,你一套,我一套。帕斯是我喜欢的诗歌大师,他的《大街》不但深受我的喜欢,而且影响了我的创作。这套书定价198元,维喜说5折买的。我没有客气便收下了。没提钱的事,我知道给他也不会要,反而显得我见外。
又隔了一段时间,我接到维喜的电话,问我在家吗,说是过来玩。来时,他手里又拿着一本书,是陈先发的诗集《写碑之心》。维喜嘿嘿笑着说,买了本诗集,看不懂,送给你吧。说实话,陈先发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这本诗集的版式和装帧都很有特色,具有珍贵的收蔵价值。我愉快地收下了。
除此之外,维喜还送过我两本书,一本是周国平的回忆录,一本是大解的长篇小说。这两本被我送给了两位朋友。
帕斯的文集与陈先发的诗集被我摆放在书橱的显眼处,我翻过几次。有时也动过送人的念头,但又有些不舍,一是书的质量不忍舍弃,二是作为友情见证,当好好珍存。2021年10月2日,维喜英年早逝,生命定格在52岁上。这几本书我就更舍不得送人了。每当走进书房,我的目光便会从这几本书上扫描一下,仿佛看见维喜那张佛性的脸,正开着慈祥的花瓣。
宋维喜与我同村,论年龄,小我十岁,但论庄乡辈,他大我一辈,我得叫他叔。维喜叔总是一本正经,不喜玩笑,不狂言诈语,我们给他起了两个外号:宋教授、老学究。他在山师大学的是化学,毕业后分到滨城区第四中学,先后做过化验员、化学老师。虽然学的是理科,可他偏偏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可以说达到痴迷的程度。认识我以前,他写古体诗,印过小册子。联系上我后,他写起了新诗。论写诗,他算是我的学生。但写着写着,我们两个分了叉,他与我走了不同的路,他写起了口语诗。
十几年前,他总是把我约到他家里,叫上二三知己,边饮酒边谈诗,不亦乐乎。那时候,他正同于纳新主编校刊《启明星》。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他便约我去饭店一聚。我与文友或同乡相聚时,也总忘不了叫上受人尊敬的宋教授。所以说,我们俩不但是同乡、诗友,还是举杯话桑麻的酒友。在人多的酒桌上,他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听别人侃大山。遇到不投机的人,他也不去反驳,而是悄悄离开。
维喜的口语诗有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王犟的喜笑怒骂,也不同于东岳的调侃,而是集重墨于日常,以挖掘美好情愫为主,但均有思想之核。他写早逝的父亲和姐姐,写不屈服于命运的母亲,写温存的妻子,写知心的同事,写投机的朋友,很是勤奋,几乎每日都有新作。他出版诗集《逆行的人》时,我应约作序,序言先后在滨州《渤海》杂志、《山东工人报》发表。他也多次对我的诗歌进行评论,我出版诗集《冒充一棵树勾引春天》时,把他的一篇评论当作序言收入。
维喜信奉无欲则刚,视功名为粪土,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创作了几百首诗,却很少投稿,除在《大风筝》《散文诗》《齐鲁文学作品年展》等发表少量作品外,多数作品发在博客上、微信圈里。有朋友劝他申请加入省作协,他摇摇头。几年前,他跟我说开始研究佛学。我问他为何?他说觉得自己的灵魂太脏了,需要用宗教去清理。我笑笑,对他说,要是你不干净,这个世界上还有干净的人吗?
维喜与人为善,很少在背后言他人之不足。对待朋友,他总是心怀赤诚。记得有一次文友王鸣凤请客,维喜就问我,鸣凤生了二胎,咱该表示一下吧。我说,前段时间我已表示了,过去好长时间了,你就算了吧。维喜执意不肯,饭局中间,他把鸣凤叫出门外,硬是塞了300元钱。
他去世那天,我通知几位好朋友一起为他送行,王犟、李子喜、于纳新、韩淑静、郑荣都去了。同龄,同为口语诗人的王犟长叹一声:一个好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维喜去世后,总想为他写点什么?便与王犟谈起了维喜的诗歌。于是找到了维喜的一组短诗,还有王犟的评论,不妨引用几首。《棒子花》:不炒炒/怎么能开花呢?《角色》: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起风了》:起风了/无垠的草原低伏下来/一只野兔竖起耳朵/此刻 没有鹰/也没有草 只有/天籁。《豆荚》:我坐在地头/聆听秋天的毕剥之声/我的豆荚我不想收割/就让它做来年的种子。《插销》:我相信,李白的脑子里没有一根插销/而杜甫的脑子里布满了插销/但他在各个插销间进退自如/作为他们的孝子贤孙/我考虑的是/在自己的脑子里安插多少个插销/并怎样控制它们。作为知己,王犟如是说:宋维喜老师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风格与品质。论其语感,介于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论其技巧,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其境界,介于发现与解读之间;论其哲思,介于儒道与禅理之间;论其行文,介于冷描与思辨之间。诸多介于,而不迷离;诸多之间,而不中庸。正如有一道美学意义上的黄金分割线,令其在表达上恰到好处。
记得2006年春天,维喜自印了第一本诗集《结》,我读后写出评论《在诗歌中拯救自己》——在后记中,维喜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大致的交代:“作为一只小虫,我的爬行愈来愈沉重,愈来愈艰难。让文字拯救我。”我们说,维喜的心愿在朝圣的途中已经得以实现。有诗歌为证——“我是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脑袋就是诗的题目/我不押韵/也不讲求平仄/我的阴阳脸和阴阳眉告诉世人/我是一首歪诗/作为歪诗/我把文本/一次又一次/刷新。”应该说,每一次刷新都是一次有效的拯救。
可惜,我的预言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维喜终究未能摆脱厄运的纠缠与暗杀,竟因一场手术引起心脏衰竭要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