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蓬桦
　　　　　　　　　　　　 琅琊书
　　我梦境里的古琅琊是这样的：海风梳理下的古巷、港口，辛劳的渔民和木船，帆布被潮头打湿，鸥鸟把家驻扎在荒凉的岛上，温暖的巢穴里，一千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已经孵出，嗷嗷待哺。我乘一片云朵，沿城外的道路一路低飞，秋天的果园芬芳四溢，洼地上开满白色的芦花。这是《诗经》里的芦花，被汉朝的人吟咏，被明朝的人朗读，被当今的琅琊人反复温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个《诗经》中的“伊人”在哪里？她究竟象征或隐喻了什么？当我从梦中醒来，双脚踏上琅琊的土地，才知道她在水之上隐藏，是神仙的化身，是梦境的另一种形态，人类终生追寻的福祉符号。为了寻找她的踪影，风和雪和月光来过，古往今来的先贤蜂拥而至，老子来过，庄子来过，孔子和孟子来过。而那个企图长生不老的秦皇嬴政，更是乘坐四轮马车，率领一支浩荡的队伍出现在海湾畔。彼时正是仲夏时节，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白浪滔天，巨鲸的尾巴跃出水面，唱出一支古歌。秦皇惊骇地张大嘴巴，怅然四顾，胡须瑟瑟抖动。看不见龙王的宫殿与海市蜃楼，望不见徐福和他的帆船，真个是“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突然，一道闪电劈下，海上响起一声惊雷。始皇帝抬头望远，发现炽烈的日光隐去，一朵阴云从天而降，暴雨在瞬间敲响马车的顶篷，一只冰雹砸中了他的左肩。似有顿悟的他，张开双臂，爆发一阵狂笑！整个海滩皆在晃动，天地为之惊嗟昏暗。这成了他此生最后一次东巡。
　　俱往矣！秦皇的车马背影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与空气中，被纷纭的传说取而代之，它们蜜蜂般嘤嘤而歌，围绕着西海岸的山海与原野飞翔，成为琅琊人在夏夜乘凉的灯中叙事，口口相传，延伸整整一个冬季，伴随着长夜里老人的咳嗽，女人们的机杼，孩子们的酣眠。沧海桑田，风云际会，斗转星移。从此，每当一年一度春暖花开，城外的草野萌芽泛青之时，琅琊人便成群结队地驾车出游，到大海边默念祈福：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愿出海捕捞的船队平安归来，大地五谷丰登。亲人在，子孙在，青山绿水在，麦子和油菜花的田野在，黄金般明亮的日子在。
　　而我慕名而至，来到东夷半岛寻古问今——大珠山，小珠山，藏马山，灵山岛，神仙洞，祭海神庙……茫然四顾，却发现琅琊是一只多维的棱镜，恰如一千个读者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心中奔腾着一千个古邑的琅琊郡。
　　　　　　　　　　　　 独木之舟
　　其实，读博物恰如看电影，或者翻阅一部史书，在短短的时间内，即阅尽天下沧桑变化，日月轮回，黑白交替运行，无数的白天和夜晚——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彼时的公序良俗，演革发展，生活情态，人类在某个时期发生了哪些大事，诸如战争、地震、瘟疫、旱涝灾害、迁徙与逃荒等等。世间万物自成规律，却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连接着一个个逻辑点和知识点，连接着常识。万涓成水，最终汇入人类经验与智慧的海洋。你会发现，太平宁静的日子何等弥足珍贵，丰衣足食的民生是最美好的时代注脚。
　　而此时的我，正在莱州博物馆的展窗前流连，沿着透明的走廊，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小，最终缩小成一条小小的银鱼，一支飞翔的箭头，洄游或穿越到遥远的古代——那时候，我兴许是古莱州山中龙兴寺院里的少年和尚，每日敲打木鱼，挑水劈柴，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和一层薄雪。在北风呼啸的冬天，用木炭烤火取暖，饿了就煮几个土豆。我用过的器皿大致如下：木钵、泥盆、铜镜、瓷碗、油灯、古琴和手炉；我读过的经卷已经泛黄，墙壁上的一只蜘蛛守候我度过漫漫长夜，案几上的拂尘扫去经年尘埃……
　　收拢思绪，我从沉思中惊醒，眼前掠过讲解员比划的手指，掠过古老的陶罐、冷兵器、青铜簋、老盐印、鼓楼街的牌坊、《永乐大典》，以及西汉灰陶马，魏晋陶虎子……
　　最后，我的目光在一艘独木舟前停留，久久陷入遐想——古莱州作为在隋唐时期即已闻名遐迩的造船基地，自然是什么形体的船只都可以造得出来，包括全长6.95米的大型船舵，结构复杂，设计精确，运行平稳。这些古老的船舶可进行海运，也可作为军舰守候港口海域一方平安。
　　但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一艘独木舟实在太漂亮了，堪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通体散发浑圆之气，厚朴之气。它整体由一棵粗壮的大树刳挖而成，长达6.99米，宽约0.9米……这些都不重要，我脑海里产生的疑问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匠人，耗尽心力，制作出如此一艘美丽的木船？一千五百年过去，长久的地下埋藏，也没能损毁它坚硬如铁的质地。船身上的纹理还在，楠木的香气还在。在我看来，它似乎与实用无关，却与天上的弯月有关，与一首诗有关。
　　它不适合匹配一支普通的木浆在水中划翔。它更像一盏灯，照亮了整个光线幽暗的历史博物馆。
　　　　　　　　　　 云峰山的亮光
　　莱州云峰山，俗称“笔架山”，位于城东南15华里处，海拔不过三百余米。山上积满金色落叶，耳畔有鸟叫。我没有登上山顶，此行仅为郑道昭的碑刻而来。碑在半山腰，攀至遗址似乎没怎么费力气。欣喜的是，闻名天下的《郑文公碑》，历经一千五百余年风雨剥蚀，石碑仍然原汁原味地呈现世间，尽管有些字迹已显模糊，透着岁月的残痕，但有先人与当世专家考证在侧，通篇译文完整无误。不管怎样，如此精美绝伦的魏碑书丹，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块绝壁。难怪康有为在世时，对《郑文公碑》给予极高评价，称其为“魏碑圆笔之极轨”。古今中外的书画家们，更是对这块碑刻推崇备至，成为参访打卡之地。诸如舒同、赵朴初、刘海粟、启功、沈鹏等书法大家，纷纷慕名而至，在云峰山留下墨迹。
　　史载，《荥阳郑文公碑》系崖刻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丰四年，高2.65米，宽3.67米。碑文正书1243字，记述荥阳郑氏家族历史及郑道昭父亲郑羲生前事略。碑刻为时任光州刺史、书法家郑道昭书写，其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有篆隶意趣相附，为魏碑佳作，世代书帖。清代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先生，如此评价文公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由此可见，郑文公碑刻书体，不拘一格，汇集中国书法大成，具有鲜明强烈的原创之风。
　　在整个莱州半岛，郑道昭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从某种意义而言，郑道昭与莱州互为荣耀。遥想当年，郑文公在撰写碑文之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一举动会让其身后声名大噪，传之后世。
　　而在我看来，郑文公碑刻价值不在其内容，而是书丹艺术的魅力本身让其大放异彩。苍劲有力的魏碑体书法，滋养了多少当世书家临摹效仿！它让这一缕文脉香火燃烧至今，如烟如梦，袅袅不绝；又如一坛老酒，令人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恍兮忽兮，其中有象；半醉半醒，醍醐灌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