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守芬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是小孩子最期盼的节日，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放鞭炮，特别是收压岁钱那是最开心的事情。一进腊月门，小孩子就期盼过小年，掰着手指头等待除夕。而过了小年大人们愁绪渐渐涌上心头，虽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可是在入不敷出的日子里，买斤猪肉、蒸个白面馒头都是难事，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小孩子期盼的一件廉价衣服也会让家长脸上写满愁容。
　　年关临近，几乎家家户户开始大扫除、糊墙壁、蒸“年糕”，捎带着蒸几个白面豆包、菜包之类的稀罕物。那时的年糕我们叫“米面”，就是玉米面里放上点糖精、小苏打发酵之后，揉成一个大饼摊在铺着白色包袱的篦子上面，大火蒸熟后灶房里烟雾缭绕热气腾腾的白雾，从半敞开的房门缝里窜出来，不待热气散尽，家长忙着用刀切割成一块一块的，软软的“米面”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日子过得不错的家庭，磨豆子、熬豆浆，做满满一大筛子豆腐，在豆腐成型以前，舀出来几碗豆浆分给等在旁边不舍得睡觉的孩子。日子好点了，开始炸一些油条，刚刚出锅泛着金黄的油条，馋得小孩子直流口水，家长不忍心看着孩子的馋相，每个孩子分点打打馋虫，把剩余的油条放在高高的棚子上，正月里把油条切成片状撒点酱油、端上桌凑个菜招待客人。至今油条拌酱油的香味还滞留唇齿之间，儿时的年味却早已随风飘远。
　　小年那一天是小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日子，那天是农村的“半半集”。十里八村的大人怕错过时间很短的“半半集”，一大早牵着小孩赶集凑热闹，有的家长给小姑娘眉心点上一个红点，我们笑她们是“山杠子”。在公社驻地的小孩可以不用早起，待集市上热闹起来，穿着廉价的新衣服扎着红头绳，三三两两地穿梭在人群里，捏着毛儿八分的钢镚买个糖球，顾不上凛冽的寒风，仰着头伸着冒着热气的舌头，舔一下甜滋滋的糖葫芦，一支糖葫芦一直吃到集市散场。
　　除夕夜，黑乎乎的夜晚，手电筒的光亮时不时地划破夜空，一阵又一阵的脚步声、新年的问候声伴随着狗叫声和时远时近的鞭炮声，晚辈穿梭着给长辈拜年，长辈沏上一壶廉价的茶叶应酬着，给拜年的小孩每人分上两三个小炮仗，顺手分一两粒硬硬的糖块，小孩子喜滋滋地连声道谢，急急忙忙地又去另一家。大年初一早上，穿着花花绿绿新衣服的小伙伴们睡眼惺忪地跑到大街上显摆一个晚上的收获，还三三两两地到各家门口从鞭炮的纸屑里寻找哑炮，在推推搡搡、争争抢抢中嬉闹，把捡到的哑炮一掰两半点燃，围观火药燃出的火焰，围观雪人被炸飘在半空的雪花。从正月初二开始，陆陆续续的亲戚开始出正月门了。大方的亲戚给个一角、两角的纸币，那几角纸币就是冒着寒风、踏着积雪步行十几里、二十几里路串门的动力。
　　时光在指尖滑落、在目光里流淌，当紧俏物品不再那么紧缺，布票、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时间也不再那么漫长，不知不觉一个又一个的新年快进似的在眼前闪过，好像跨越时空。孩提时代的年味尚有余温、成人的年味还在细细品味，却又褪去少女的翠衣、裹上媳妇的红袄，融入婆家品味另外一种年的味道。
　　如今，当买冷冻产品不再“时髦”，看春晚也不再是唯一的乐趣，新鲜的大棚蔬菜也端上餐桌，年味却越来越淡。鸡鸭鱼肉不再是过年独一的美味，新衣新帽不再是过年的期盼，唯有拥挤的火车站、飞机场、汽车站，在外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聚，似乎提醒着年关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