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 远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1972年冬日的一个傍晚，有朔风呼号，也有大雪飘飘。当我怀揣着一本书，从村知青宿舍出来的时候，心情是那么紧张而激动。
　　我生在济南，却生长在山东省莱州市一个叫过西的村庄。五岁那年，父母让我回乡与独居的祖母做伴，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生活。
　　那天傍晚，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吃了几口饭，便点亮油灯，迫不及待地从怀中掏出了这本书。
　　这便是罗广斌与杨益言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
　　这本书的持有者是一名下乡到我们村的青岛知青，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当我得知他手里有长篇小说《红岩》的时候，便主动跟他套近乎。在村里，我济南户口的独特身份似乎与下乡知青有着几分相近，为了达到我借《红岩》的目的，我就向喜欢读书的他炫耀我家里有许多线装古书。
　　“真的？”他两眼一瞪，似乎不相信。
　　我注意到，他这时的眼神是惊异而兴奋的，就像猎手捕获到了心中的猎物。我告诉他，我们方家同德堂是书香门第，我的太爷爷曾有两间书房，藏书颇多，后来，由于多种意想不到的原因，现在只剩下了二十几本，被我祖母藏在一只大木箱里。
　　事情由此发生了逆转，由我跟他套近乎变成了他来拉拢腐蚀我，酷爱读书的他时常送给我些糖果之类的东西。不出他的所料，我很快被他的糖衣炮弹击中，按照他的旨意从家里偷古书给他看。然而，他天遂人愿，我的借书目的却迟迟没有达到，原因是，《红岩》刚刚被邻村的一名知青借走了。
　　如此这般，我们成了好朋友，当他得知我的父亲方肇瑞是省城的一名专业剧作家时，竟然激动得不得了，说难怪你们家有那么多书。在学校里，我的作文一直很好，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让我顿生自豪之感。他就告诉我，你应该像你的父亲那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长大后当作家。
　　实际上，那时的我还没有产生一个作家梦，我知道，这很难，只是一本《红岩》让我想得头痛。终于有一天，傍晚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他站在学校门口不远处，频频冲我招手。我心知肚明，悄无声息地跟着他来到了知青宿舍。这个时候，同屋的知青都在操场上打篮球，他掀开褥子，将书交给了我。
　　“偷着读啊，千万别让人看到了。”将我送出门，他小声地叮嘱道。
　　书被一张旧报纸紧紧包裹着，油灯下，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前后都少了几页的“裸书”，就像是一颗被人扒去了多层叶帮的大白菜。我知道，这当是传阅了太多人的缘故。
　　那个时候，《红岩》还是一本禁书，也是我一生中读过的第一本小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与特殊的环境下，我就像书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样看完了这本书。想想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处农家小院的土炕上，油灯如豆，一个莽撞少年做贼似的看一部反映地下斗争的禁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书中紧张的情节与我忐忑不安的心情遥相呼应，并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找到过。
　　毫无疑问，小说中的齐晓轩、许云峰、江雪琴等英雄人物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共产党人的形象也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红岩》就像一团火，让我热血沸腾，不能自已。
　　遗憾的是，由于前后都少了几页，《红岩》由此变得无头无尾，故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让我纠结十分。后来，渐渐长大的我就尝试着为其补上开始和结束，并为自己的这种尝试而自鸣得意。
　　1976年的春节后，我被哥哥接回省城济南，继续读初中。1978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许多当年的禁书先后得以重新出版，其中自然包括《红岩》。
　　济南市图书馆在中山公园的北端，离我家不远，也就几条马路的距离。在那个年代，青年人都在拼命地读书，省市图书馆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圣殿堂，阅览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为了占有一席之地，就得一早去门口排队。自然，借书证更是一证难求，在朋友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办了一个借书证，让我禁不住欣喜若狂。
　　借书证是红色的，而我借阅的第一本书就是红色经典《红岩》。多年以来，我心里一直有个难解的谜团，《红岩》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又是怎样结束的？
　　那时候的济南市图书馆还比较简陋，不像现在的新馆成为济南市的标志性建筑。借阅室在小楼东首的一楼，里面是一排排多层的大书柜，每一层的上下都镶着透明玻璃，中间留有一指多宽的缝儿。书脊冲外，读者想借阅哪本书，便通过这条缝儿，伸出手指顶在书脊上，然后往里轻轻一戳，里面的图书管理员便心领神会般地取下这本书，为读者办理借阅手续。
　　我进得门来，就在书柜里寻找《红岩》，当我在中间一层发现她的时候，竟然产生了莫名的激动。我知道，我心中的谜团就要解开了。
　　顺利地借到了《红岩》，我并没回家，而是走进中山公园，在一处长廊里坐下，捧书阅读。当然，我首先读的便是它的开始和结束。我发现，我当年为其补上的开始和结束与原著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
　　这或许便是我的文学启蒙，一本《红岩》让我产生了当作家的梦想。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所学的英语，终于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红岩》又成为指引我前进方向的一盏明灯。
　　像大多数初学写作者一样，我的文学历程也是艰难的，从创作到发表第一篇作品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我之所以没有中途放弃，正是罗广斌与杨益言对文学的执着精神在鼓励着我。我知道，为了创作了这部四十余万字长篇小说《红岩》，他们从前期准备到最后成书，用了十年的时间，先后创作了三百多万字，彻底返工过三次，大改过五六次。
　　1985年，我的第一篇作品在《济南日报》趵突副刊发表了，那便是小小说《楼梯道上那盏灯》。
　　我始终觉得，文学有一道门槛，初学者在门外徘徊，一旦迈进去，便是成功的开始。渐渐地，我的作品频见报刊，1987年，文学又将我送进了《济南日报》，成为一名编辑记者。
　　几十年来，我始终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发表了五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2004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感谢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她改变了我的命运。
　　感谢《红岩》，让我实现了作家梦，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在我的心里，她永远是一团火和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