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琦
　　我有一本 1964 年出版的书，被我视若珍宝，书上的定价是0.49元，我是在购物软件上花了35元买来的，我很庆幸能买到这么久远的正版书，它是俄国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于1899年发表的《没有地址的信》（注：最初以《没有地址的信》为总标题和《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为分标题，于1988年、1999年连续发表在沙皇俄国时期期刊《科学评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艺术起源的作品，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我手中的是1957年曹葆华先生所译《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当我第一次翻阅此书，就被其深邃的内容所震撼，仿佛穿越回那个充满激情与探索的时代，与智者对话，共同探讨艺术的真谛与社会的本质。
　　普列汉诺夫开篇即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艺术并非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源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他通过对史前社会遗迹的详尽分析，展示了早期人类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最初的“艺术品”。那些粗糙的石器、简陋的陶罐以及岩壁上斑驳陆离的壁画，并非仅为了满足基本需求或记录历史事件，它们同样承载着先民的情感表达与信仰寄托。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断，让我重新审视了艺术与生活的内在关联，意识到艺术创作从来都与劳动者的生命经历密不可分，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艺术形式多样性和复杂性背后的逻辑链条。从狩猎采集时期的形象模仿，到农耕文明下的神话叙事，再到工业社会里的抽象表现，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催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这是因为，当生产工具的进步解放了人类双手，也解放了我们的想象力；当物质条件的提升满足了生理需求之后，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自然应运而生。可以说，艺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偏好，见证了文明的繁荣兴衰。
　　如果说艺术是社会的缩影，那么文化就是民族的灵魂。普列汉诺夫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传统和艺术语言”，但同时也存在着跨文化交流与借鉴的需求。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在那里旧秩序尚未完全消逝，新事物正在萌芽生长。”
　　以古希腊为例，这个被誉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熔炉”。早在荷马史诗形成之前，这片土地就已经汇聚了来自爱琴海周边多个族群的影响，包括埃及、巴比伦乃至遥远东方的印度。这些外来因素与本土资源相互作用，最终孕育出了古典时期的灿烂成果。普列汉诺夫强调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独自成长壮大，只有保持开放心态，勇于接受新鲜血液注入，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
　　然而，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传统文化流失、地方特色弱化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保护本土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潮流，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课题。正如《没有地址的信》所示，“唯有立足于深厚根基之上才能枝繁叶茂，只有面向广阔未来才可永葆青春”。换言之，要想在全球舞台上发出响亮声音，就必须首先深耕细作，挖掘出本民族最具竞争力的软实力。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理论家之一，普列汉诺夫深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他相关文献影响，形成了自己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包括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甚至宗教信仰）归根结底都可以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塑造上层建筑，最终影响个体行为模式。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具体到艺术领域，则表现为“物质条件制约精神创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换句话说，艺术家能否自由挥洒笔墨、尽情施展才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时代是否提供了足够宽松的外部环境。例如，在中世纪欧洲黑暗时期，教会权威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导致大量优秀人才被迫屈服于神权统治，无法充分展现个人魅力。相反，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掌握话语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空间，从而促进了文学、美术等领域空前繁荣的局面。
　　普列汉诺夫并未忽视主观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而先进分子则是引领方向的关键少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双轮驱动系统。正是基于这样全面而又辩证的分析框架，《没有地址的信》才能够超越单纯学术层面，触及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议题，展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深远的前瞻性视野。
　　阅读普列汉诺夫这部杰作无疑是一次精神洗礼之旅，它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边界，更深化了我对生命本质的理解。正如他在文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艺术永远服务于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就能够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而这或许正是《没有地址的信》给予每位读者最宝贵的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