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鲁梅
　　九月份的早晨六点半，湿漉漉的雾气如江南小雨，太阳的脸膛跟十五的月亮一样白净，偶有几缕薄云掠过，像嫦娥发髻上的缎带被风吹乱。看眼前来往的车辆和若隐若现的高楼，仿佛在一幅白描画卷中，不禁对自己说了句，这个城市真美，然后急火火上了公交车，赶着去执勤的路口。
　　早晨七点到八点，是上班高峰期，这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真金白银，所以无论是汽车还是自行车或者电动车，都是风风火火，催促的喇叭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桩子一样，在他们的穿插流动中静静伫立，站在斑马线一端，红灯一亮将旗子打开伸出胳膊，加半米的旗竹，横在火急火燎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前，“咔”一下便截流。绿灯一亮，旗子一撤，就打开泄洪的闸口。自第一次执勤，我就喜欢上了这样的流动，它能点燃我对生活的激情和向往。看着他们的身影仿佛看到了自己。
　　岁月一直在递进，生活越走越深，我时常对抓不住时间和空间存的在感，惶恐不安，更对生活的麻木感到惊愕和厌恶。最近很多时候在梦里我走向那个熟悉的地方，还是那片田野，还是那个村庄，还是那条泥泞的土路，我又回去，跟这个世界逆行擦肩。站在车流里，看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总能让我的梦境与现实交汇，看到城市与村庄的叠影。
　　我脚下的路口曾是一片荒泽连着田野，附近村庄的土路，脐带一样伸展出来跟它连在一起。在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遏制黄河水泛滥的年代，老百姓仰仗这片土地能长出供一年养活生命的粮食来。那时候一个村子里平均不到一两个人能在城里上班。上班吃工资是天上的月亮，是对美好的仰望，几乎所有人都在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母亲曾跟我讲起松婶子刚结婚那会，她跟母亲抱怨，婆婆三顿饭有两顿饭都要跟她家要面茶（其实就是面粉放进水里煮开）喝，有一次下了一天雨，晚饭的时候，松婶子跟松叔说咱今晚下面条喝吧，下着雨你娘肯定不来。于是他们清水煮了两碗面。刚吃完，松叔他娘就扒着西屋门框向北屋喊她儿，松啊你们做的啥吃。松叔说，面条啊。松婶子跺了松叔一脚，又白了松叔一眼。松叔赶紧低下头。松叔娘又喊，松啊，那你给我送一碗喝吧。这次松叔没敢说话，抬头望着松婶子，松婶子恨恨地说，你说呀，都喝没了！松叔这才开口，娘，都喝没了。
　　我很不理解。因为给娘一碗面茶还需要要吗，这么不孝顺啊。母亲没有理解我的重点，说，每天都要。我说，那又怎么了？赡养老人不是应该的吗，这不是住一个院子么，为啥不在一起吃饭。母亲叹了一口气，你以为是现在啊，一顿饭都不当事，谁家都有。原来兄弟姐妹多，粮食不够吃，结了婚就分家，谁也不吃谁家的，各顾各的命。其实不是父母心狠也不是子女不孝顺，自己一家两口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分开家自己想自己的法寻食，不至于饿死。母亲在回忆一个年代，而我只听到了伦理。也是啊，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到我记事的时候，松婶子的儿子也记事了，松叔的老娘已经没了。我又怎么能体会那个年代的滋味。但我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算此刻我站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恍惚和诧异，柏油路和高楼仿佛是鬼斧神工一夜之间就建成了。人类的创造魔力和创新精神，跟繁衍一样，生生不息中又绝无仅有。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的努力都不会白白浪费。
　　傍晚高峰执勤的时候，人流中多了一批特别的上班族——劳务工人，早晨我与他们错过，他们基本早晨五点就会出门，七点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找到当天的活计，准备开始干活了。他们很好认，一年三季除了夏天，完工回家大都把棉衣绑在电车的后座或者跟铁锨、锄头等工具绑在一起。无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泥土和建筑材料的污渍，脸上是那种坐在办公室上班人没有的充盈的沧桑。
　　红灯停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小名，我看到了松叔正笑呵呵地瞅着我，虽然此时已经华灯初上，但我还是看到松叔喜形于色。松叔眼里有一块田，遇到雇主就会绽放丰收的喜悦，若是一天都等不到活计，就长满葱茏的荒凉。今天这表情铁定揽了个大活。
　　“我看到各个单位的都来值班了，没你们我们也不闯红灯，啥比得上生命重要。”松叔干劳务这两年变得爱说话了。
　　“当然，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的。叔，你咋回去这么晚，以后尽量早回家。”
　　“今天这活有点多，干了一整天没歇着。”松叔呵呵笑着。
　　“我走了啊，回头见着你娘，我跟她说看到你了。”绿灯一亮，松叔跟着车流一起隐进夜色里，看着这些背影与街灯和夜色混沌成一道风景。
　　其实松叔的儿子在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了，松叔跟松婶子住在拆迁楼，当时还给了一部分拆迁款，他儿子一分没要，让他们留着养老，松叔就算什么也不干，如今日子也是好得很，他却从未间断劳作，可能他一生都在一碗面茶的阴影里走不出来。
　　我回家的时候夜色已经满了，坐上公交车，看着窗外的霓虹发呆。我们生活在川流不息的瞬息万变中，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瞬息万变中又川流不息，仿佛看到，这川流不息的血脉支流，正在这片黄河滋润的土地上向深处向更宽广的各个方向蔓延。
　　（作者简介：孙鲁梅，笔名孙小墨，山东滨州人。文字散见于《散文选刊》《山东文学》《当代小说》《青春》《海燕》《翠苑》《椰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