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生几乎把所有心思都用在拉扯七个孩子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嗜好，若认真寻找一下的话，应该是抽烟。
　　每当母亲抽烟时，总感觉有点儿别扭。一次，我与她开玩笑：“作为一个女同志，怎么还抽上烟了呢？”我把重音放在了女同志三个字上。母亲也不嗔，只淡淡地解释：“你姥爷是红案大厨，白天累一天，晚上回到家抽烟，就让我给他点上，这一点烟我也学会了，从那，就改不了了。”
　　母亲抽烟有几个特点：一是遇着难事的时候抽。在外地工作的哥哥谈上对象以后，即将谈婚论嫁，嫂子提出要买北京实木大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属于时髦物件，价格在七十元左右，对我们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怎么办？母亲那几天陷入了苦思冥想中，眼睛不停地眨，烟不停地抽。她愁啊！
　　三天后，一个主意诞生了：高中刚毕业的我，待业在家，母亲托邻居李大爷的亲戚，让我进了一家生产预制板的建材厂，在那里一天工资是一块两毛五，一个月就是三十七块五。我连续干了几个月，为哥哥挣出了买北京大床的钱。为这事，母亲给哥哥提过好几次：“是你弟弟打预制板才凑够了买北京大床的钱。”言语之间，既有对我的心疼，也有对哥哥的提醒。前些年我买房，钱不够，哥哥果断添上十多万元。母亲虽已去世多年，但哥哥对母亲的话一直铭记在心。
　　二是内外有别。母亲自己抽便宜烟，让客人抽价格贵一些的。当年，济南卷烟厂生产一种白皮红字的“大众”牌香烟，八分钱一盒，是最廉价的。她就抽这种截火又挺费火柴的烟，来了客人就给人家抽一毛四分钱一盒的“金鱼”，客人见状不好意思，母亲就说：“我抽惯了！”我参加工作以后，有一年到昆明开会，会议结束时，主办方为与会者每人发了几盒“阿诗玛”“五朵金花”。回到家，我先拿出烟让她闻，接着逗她：“原产地的，味道可正！”无论怎么说，她就是舍不得打开，像待宝物一样，用塑料袋层层裹好：“等来了客人再抽。”
　　不仅如此，喝茶也是自己喝两毛钱一两的茶叶沫子，待有客人来时才沏上一壶五毛钱一两的茉莉花茶。我不解：“怎么不把好烟好茶留给自己呢？”母亲自有她的说辞：“自己抽了喝了也就香香自己的嘴，平时尊重别人，遇到坎儿了人家才会帮咱。”
　　三是遇到高兴的事情时抽。大年初一早上，她和父亲把带锡纸的“琥珀”或“大前门”，摆在前屋桌子上的显眼位置，见来拜年的有会抽烟的就给人家点上，自己也点一支，然后说些吉祥的话。看得出来，那是她最为心满意足的时刻。
　　小时候，家住平房，房前有两棵大槐树。夏天的晚上，我们在槐树下铺一领席子，姊妹几个或躺或坐在席子上，母亲坐着小板凳，手拿一把蒲扇，慢慢喝茶，悠悠抽烟，我追着她吐出的烟雾，一边贪婪地闻，一边缠着她讲故事。话匣子一打开，就讲那些天下所有母亲都会讲的：“月亮奶奶，好吃韭菜，韭菜齁辣，好吃黄瓜，黄瓜有种，好吃油饼。”
　　香烟明灭之间，故事循环往复。母亲就像是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我们是从她身上掉落下来的花和叶，故事带着母亲的温度和质感，深深地镌刻在成长的脉络里……
　　文｜臧景亮
　　香烟，几乎陪伴了她一辈子，在高兴的时候抽上一支，是为了与人分享快乐；在没辙的时候抽上一支，仿佛千条妙计都隐藏于烟丝之中；在忧愁的时候抽上一支，它就是独自一人排解压力的“良药”。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她还是惦记着抽烟。医生告诉我，母亲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柱，老人愿意干什么就遂她的心愿吧。我委婉地征求她的意见，她竟然伸出来两根手指，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狠狠心：“一天一支！”她说，行。可一旦抽上就刹不住车，有时一天最多要五支。从来都是非常自觉的母亲，此时也顾不上考虑别人感受了——她是在用抽烟的方式来转移痛苦呀。
　　母亲去世已二十多个春秋。每年清明节这天，我都会在坟前为她点上一支香烟，叙叙心事，拉拉家常。袅袅青烟就像是母亲的一片柔情，永远都在儿的心头盘旋。
　　（作者简介：臧景亮，济南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阅读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