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东
父亲没上过学，解放前在青岛一家起重公司参加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扫盲运动，父亲上了三年职工夜校识字班，算是有了初小文化。作为一名起重工，父亲从未想过能当官，但想不到的是有一天竟一步步被推到领导岗位上。
后来，父亲调到省城一家新建的省属大型企业工作。虽然文化水平低，但父亲作为起重工却是出类拔萃的，是鼎鼎大名的 “起重大拿”，厂里设备大中修或事故抢修，凡需要起重设备，父亲便大展身手，引来无数赞誉喝彩。
我上初中那年夏天，车间的老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调走了，分厂领导让做了十几年起重班长的父亲接班，虽百般推辞，但碍于领导又是谈话又是上门做工作，只好答应干半年试试，干不了就另请高明。
从那时起，父亲更是没有了星期天、节假日，深更半夜也常常被连接到宿舍区的大喇叭喊到厂里，紧急组织维修、抢修设备。那年寒冬的一天，父亲半夜又被大喇叭叫到煤气事故现场，组织焊堵漏气口。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施工作业，极易引发煤气暴燃，而且高炉煤气毒性很大，作业人员若吸入一口煤气，便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危及生命。父亲二话没说，待高炉休风减压，便带着两个电焊工爬上了高炉。那时候没有防毒面具，只凭经验站在上风处便开始焊补作业。突然， “轰”的一声，高炉煤气向外喷射暴燃，三个人的面部全被烧伤，幸好是一股煤气瞬间爆燃后熄灭，皮肤烧伤不太深，一个月后父亲出院了，满脸黢黑着就去上班了。
时光荏苒，转眼半年过去了，检修车间一跃成为年度厂级先进车间，父亲又连续获得厂先进工作者。 “试试看”期满，分厂领导没有再和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只好接着干。
春去秋来，父亲像是遇到了贵人，又像是命运相济，官运一发不可收。年底，越过副职，担任了分厂厂长，半年后，调任厂工会主席，仅一年又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第二年革委会撤销，父亲改任副厂长，还担任了厂党委常委，进了党委领导班子。同时，父亲被选为省人大代表。这是父亲事业上最辉煌的一段日子。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父亲突然回家说不当副厂长了，去下面一个单位工作。原来，那时候开始强调文凭了，重视有学历、有能力的青年人，父亲感觉自己近似文盲，怎能适应这么重要的工作呢，便提出退出厂领导班子，把职位留给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经过多次向厂里和省厅申请，他如愿被派往某二级单位任副主任。有人议论说： “自己申请降职，而且是连降两级，这不是犯傻吗？”父亲从不向任何人解释，即便是至亲好友询问，也只是点点头、笑一笑，一句 “这样挺好的”，算是作答了。父亲去的单位主要承担二级生产厂的大中修，工作性质并不陌生，他感觉轻松了很多。这一干就是九年，直到60岁退休。
没想过会当官的父亲，无意间做了二十多年的领导干部，但父亲不恋官职、不贪官位。在父亲退休到过世前的二十多年里，鲜有的几次和家人谈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是那么从容、那么淡定，没有丝毫后悔惋惜之意。
父亲的“官念”
《山东工人报》（2026年04月15日 第A4版）
父亲没上过学，解放前在青岛一家起重公司参加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扫盲运动，父亲上了三年职工夜校识字班，算是有了初小文化。作为一名起重工，父亲从未想过能当官，但想不到的是有一天竟一步步被推到领导岗位上。
后来，父亲调到省城一家新建的省属大型企业工作。虽然文化水平低，但父亲作为起重工却是出类拔萃的，是鼎鼎大名的 “起重大拿”，厂里设备大中修或事故抢修，凡需要起重设备，父亲便大展身手，引来无数赞誉喝彩。
我上初中那年夏天，车间的老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调走了，分厂领导让做了十几年起重班长的父亲接班，虽百般推辞，但碍于领导又是谈话又是上门做工作，只好答应干半年试试，干不了就另请高明。
从那时起，父亲更是没有了星期天、节假日，深更半夜也常常被连接到宿舍区的大喇叭喊到厂里，紧急组织维修、抢修设备。那年寒冬的一天，父亲半夜又被大喇叭叫到煤气事故现场，组织焊堵漏气口。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施工作业，极易引发煤气暴燃，而且高炉煤气毒性很大，作业人员若吸入一口煤气，便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危及生命。父亲二话没说，待高炉休风减压，便带着两个电焊工爬上了高炉。那时候没有防毒面具，只凭经验站在上风处便开始焊补作业。突然， “轰”的一声，高炉煤气向外喷射暴燃，三个人的面部全被烧伤，幸好是一股煤气瞬间爆燃后熄灭，皮肤烧伤不太深，一个月后父亲出院了，满脸黢黑着就去上班了。
时光荏苒，转眼半年过去了，检修车间一跃成为年度厂级先进车间，父亲又连续获得厂先进工作者。 “试试看”期满，分厂领导没有再和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只好接着干。
春去秋来，父亲像是遇到了贵人，又像是命运相济，官运一发不可收。年底，越过副职，担任了分厂厂长，半年后，调任厂工会主席，仅一年又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第二年革委会撤销，父亲改任副厂长，还担任了厂党委常委，进了党委领导班子。同时，父亲被选为省人大代表。这是父亲事业上最辉煌的一段日子。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父亲突然回家说不当副厂长了，去下面一个单位工作。原来，那时候开始强调文凭了，重视有学历、有能力的青年人，父亲感觉自己近似文盲，怎能适应这么重要的工作呢，便提出退出厂领导班子，把职位留给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经过多次向厂里和省厅申请，他如愿被派往某二级单位任副主任。有人议论说： “自己申请降职，而且是连降两级，这不是犯傻吗？”父亲从不向任何人解释，即便是至亲好友询问，也只是点点头、笑一笑，一句 “这样挺好的”，算是作答了。父亲去的单位主要承担二级生产厂的大中修，工作性质并不陌生，他感觉轻松了很多。这一干就是九年，直到60岁退休。
没想过会当官的父亲，无意间做了二十多年的领导干部，但父亲不恋官职、不贪官位。在父亲退休到过世前的二十多年里，鲜有的几次和家人谈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是那么从容、那么淡定，没有丝毫后悔惋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