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民革公开响应中共 “五一口号”，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拥护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从成立到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民革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5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周总理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和民革同志的强烈反响。
民革全党一致拥护周总理的发言，一致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在台湾的亲友回到祖国的怀抱。1957年2月18日，民革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任主任，积极开展对台工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态度和基本立场，拉开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序幕，两岸关系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为民革的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民革党员做好对台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信心和决心。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民革中央举行对台工作座谈会，恢复对台工作委员会 (后改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主要开展对台宣传和联谊工作。根据政策要求，民革以对台宣传联谊为重点，穿针引线，积极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沟通。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早年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结拜为兄弟，又有在苏联留学的同窗之谊，情同手足。他在多个场合以多种形式向蒋经国发出信息，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蒋经国通过台湾和海外的朋友，向结拜兄长屈武转达了问候和感激之情，还表达了他十分强烈的愿望：深以不能亲临溪口为母亲扫墓为憾!为弥补手足兄弟的这一大遗憾，1987年6月，90高龄的屈武冒着酷暑专程到奉化溪口，替蒋经国扫墓尽孝。
1987年10月，在大陆的积极努力和两岸民间的呼吁下，台湾方面宣布从当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居民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分离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海峡两岸人为的藩篱开始拆除，无数的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阖家团圆。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学范曾担任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针对两岸在信息沟通上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朱学范大力倡导与台湾“通邮、通航、通商”。1981年，朱学范在《愿海峡两岸早日实现鸿雁传书》一文中写道：实现“三通”，是统一祖国的第一步，通邮是“三通”的先声。
朱学范建议，在实现“三通”前，海峡两岸在职或退休的邮政同仁向各邮政当局取得同意，使两岸同胞每周互发 “亲人邮袋”，由香港邮局转发，交换邮局定在北京、台北。民革中央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有关部门和团体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最终，台湾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在香港转递邮件。尽管只是间接通邮，但是结束了大陆向台湾单方面通邮的历史，每年有几百万封家书通过这样的方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2008年，两岸直接通邮终于成为了现实。
民革中央领导人带头开展对台宣传，撰写文章，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表达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如民革中央原副主席刘斐于1980年元旦发表 《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文章写道：“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一切联系，对于我们中华儿女、骨肉同胞，这是多么大的不幸。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黄帝子孙都不容推诿的责任。”这些文章被海外报刊摘引或转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贾亦斌曾跟随蒋经国，1949年贾亦斌曾率蒋经国的 “太子军”在嘉兴起义。蒋经国去世后，76岁高龄的贾老以个人名义访问香港，广泛接触有关人士共500余人次，并与台湾代表会谈，为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打下了基础。
王昆仑、李沛瑶等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积极利用自身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关系开展对台工作。何鲁丽主席领导并参与尽速制订 “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研究与讨论，推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实施；周铁农主席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率团访台跨过了“浊水溪”……
可以说，每位老一辈民革领导人都充满了对台工作情怀和担当，都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台湾故事”。 李霭君
2022年06月13日 星期一
往期
第A4版:文史苑
两岸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山东工人报》（2022年06月13日 第A4版）
1955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周总理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和民革同志的强烈反响。
民革全党一致拥护周总理的发言，一致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在台湾的亲友回到祖国的怀抱。1957年2月18日，民革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任主任，积极开展对台工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态度和基本立场，拉开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序幕，两岸关系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为民革的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民革党员做好对台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信心和决心。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民革中央举行对台工作座谈会，恢复对台工作委员会 (后改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主要开展对台宣传和联谊工作。根据政策要求，民革以对台宣传联谊为重点，穿针引线，积极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沟通。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早年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结拜为兄弟，又有在苏联留学的同窗之谊，情同手足。他在多个场合以多种形式向蒋经国发出信息，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蒋经国通过台湾和海外的朋友，向结拜兄长屈武转达了问候和感激之情，还表达了他十分强烈的愿望：深以不能亲临溪口为母亲扫墓为憾!为弥补手足兄弟的这一大遗憾，1987年6月，90高龄的屈武冒着酷暑专程到奉化溪口，替蒋经国扫墓尽孝。
1987年10月，在大陆的积极努力和两岸民间的呼吁下，台湾方面宣布从当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居民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分离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海峡两岸人为的藩篱开始拆除，无数的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阖家团圆。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学范曾担任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针对两岸在信息沟通上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朱学范大力倡导与台湾“通邮、通航、通商”。1981年，朱学范在《愿海峡两岸早日实现鸿雁传书》一文中写道：实现“三通”，是统一祖国的第一步，通邮是“三通”的先声。
朱学范建议，在实现“三通”前，海峡两岸在职或退休的邮政同仁向各邮政当局取得同意，使两岸同胞每周互发 “亲人邮袋”，由香港邮局转发，交换邮局定在北京、台北。民革中央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有关部门和团体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最终，台湾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在香港转递邮件。尽管只是间接通邮，但是结束了大陆向台湾单方面通邮的历史，每年有几百万封家书通过这样的方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2008年，两岸直接通邮终于成为了现实。
民革中央领导人带头开展对台宣传，撰写文章，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表达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如民革中央原副主席刘斐于1980年元旦发表 《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文章写道：“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一切联系，对于我们中华儿女、骨肉同胞，这是多么大的不幸。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黄帝子孙都不容推诿的责任。”这些文章被海外报刊摘引或转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贾亦斌曾跟随蒋经国，1949年贾亦斌曾率蒋经国的 “太子军”在嘉兴起义。蒋经国去世后，76岁高龄的贾老以个人名义访问香港，广泛接触有关人士共500余人次，并与台湾代表会谈，为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打下了基础。
王昆仑、李沛瑶等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积极利用自身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关系开展对台工作。何鲁丽主席领导并参与尽速制订 “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研究与讨论，推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实施；周铁农主席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率团访台跨过了“浊水溪”……
可以说，每位老一辈民革领导人都充满了对台工作情怀和担当，都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台湾故事”。 李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