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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红领章

《山东工人报》(2022年08月12日 第A3版)

  □陈健
  我下班回家还没进家门,就见6岁的小女儿飞也似跑过来,兴高采烈地炫耀她的新发现:一枚鲜红的领章。领章后面依稀写有父亲的姓名、血型和部队番号。对我而言,看到这枚红领章,时间仿佛一下回到了40多年前,父亲身穿绿军装,带着红领章,英姿勃勃地走在解放军的队列里……
  父亲1969年参军入伍,在石家庄某部服役。入伍不久,他就被所在部队选拔,参加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举办的培训班。培训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这成了父亲毕生的骄傲。许多年后他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此事,依然神采飞扬,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全师几千人的队伍就选了我一个啊。”父亲告诉我们,他培训结束后,就开始在师部卫生科做卫生员,后来还曾到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修学习。1973年父亲退伍回到家乡,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乡医生涯。
  虽然在部队只有短短的3年多,但部队良好的教育已深深融入了父亲的血液,影响了他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早起,总是把被子叠得像 “豆腐块”;走路时总是腰板挺直、虎虎生风,吃饭更是出奇得快。
  父亲给人看病从来都是随叫随到,有时深夜一听到敲门声,他就立即穿衣起来,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即使有时他自己病了也从未有过怨言。父亲常对年轻人说: “人家不是实在难受,也不会深更半夜来叫门。”他酒后还经常给我们会提起他在部队时,首长常引用领袖语录教育他: “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父亲行医30多年,一生以救死扶伤、药到病除为荣,始终不把行医看病当作挣钱的 “买卖”。改革开放后,看到别的乡村医生都靠这门手艺发了财,母亲也颇有怨言,但父亲却始终不为所动,母亲也毫无办法。我和弟弟到了找媳妇的年纪,家里需要盖新房。因为缺钱,一向爱面子的父亲也不得不向亲戚伸手借钱。许多人质疑父亲 “装穷”。有人就说,每天到你那里看病的人那么多,你说没钱谁信啊?
  印象很深的有这样一件事。十几里外的村子里,有位70多岁的老汉,臀部长了一个脓包,久而久之病情愈加严重,痛苦不堪,四处求医,但苦于无力支付大额医药费,一直没及时治。后来经人介绍他来找我父亲。见此情景,父亲二话没说就接下了这个棘手的病号。在随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坚持每隔两天就骑着自行车去为这位老汉清创换药,风雨无阻,终使其顽疾去除、转忧为笑。
  2004年秋,父亲远在北京的老首长,托别的战友来探望我父亲,并约父亲去北京见面。首长是想知道,当年那个腼腆的 “小兵”后来过得怎么样?孰料,父亲就在准备动身赴京时,年仅54岁的他却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父亲出殡那天,他的老战友风尘仆仆赶来送他最后一程;许多得到过父亲救治的乡亲也来为他送行,很多人眼里还闪着泪花。曾被父亲救治过的那位老汉,白发苍苍拄着拐棍走了十几里路赶来,满含热泪默默地站在给父亲送行的人群中。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他给我们的印象已经永远定格为一个腰杆挺直、体态微胖、满脸笑容,并爱穿旧军装的老人。人们常说 “盖棺定论”。父亲一生无职、无权,甚至也无钱,却用一生坚守着一名革命军人的本色,赢得了那么多乡亲的爱戴和尊敬。在我心目中,父亲就像此刻我手心里的这枚鲜红的领章,熠熠生辉,化作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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