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23日，现代著名记者范长江逝世。1935年，我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年代，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采访，写就了著名的 《中国的西北角》，继而又完成了《塞上行》，抗战时期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反映各界抗日激情高涨，以及工农红军坚持战斗的通讯，引起国人的关注。
他担任过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以他的名字设立的“范长江新闻奖”是鼓励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丰富自己，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并组织了 “1936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从1933年下半年起，他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文化教育方面的新闻和通讯。1934年下半年成为《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
1935年5月，范长江与《大公报》达成协议，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范长江先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到达烟台时开始写通讯发回报社，先后发表了《塘沽码头》《安东的中国人》《烟台警察枪杀女学生》《浙江政治新动向》《成渝道上》《内江的糖业》等一系列旅游通讯，客观地报道沿途所见所闻，吸引了大批读者。
7月1日，他离开成都西进，正式开始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的壮举。范长江沿着崎岖不平的古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四川的江油、平武、松潘，甘肃的西固、岷县等地，行程三千余里，于9月3日到达兰州。接着，范长江又继续西进至敦煌、玉门、西宁转而北达临河、五原、包头，并往返于西安、兰州等地旅行采访，历时十个月，经历了无数的艰险坎坷，到达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区。
在西北采访期间，范长江以其卓越的见识、博学和出众的才华，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融汇于笔端，写出了多篇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现实及历史问题、红军长征等情况的著名通讯。采访结束后，《大公报》把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汇编为 《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一经出版便引发读者抢购潮。
西安事变爆发后，当时正在绥远前线采访的范长江凭着一名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大事件，他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1937年2月2日，范长江终于到达西安；2月3日进到城内初步了解事变的经过；2月4日下午，经朋友的介绍，他在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了公开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共产党的主张，以及有关抗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和范长江作了交谈。
2月6日，在罗瑞卿等陪同下，范长江前往延安，2月9日晚，他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向范长江讲述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同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讲解。这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许多问题，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2月15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继《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之后，范长江又写了《陕北之行》《西北近影》两篇著名长通讯，客观地记述了他在西北地区的亲身经历。这些文章，和他在内蒙古采访后写的一系列文章汇集成《塞上行》一书出版后，畅销全国。
范长江延安之行后，受到各种阻挠和压力，但他仍不断地与中共取得联系，并积极为党工作。七七事变后，在枪林弹雨中，他先后采写了《卢沟桥畔》《淮上血战记》等大量的战地通讯，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前线实况。
为了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1937年11月8日，由范长江发起，二十余位青年记者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3月30日，他们又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创办了《新闻记者》《青年记者》《新闻战线》《记者通讯》等刊物。
1938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39年5月，他在重庆经周恩来等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正直的爱国新闻记者，成长为一名为民族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国家的和平统一，范长江受党中央重托，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并作为代表团发言人之一，赴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破裂后，撤回延安。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新华社主要负责人之一，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领导机关，转战陕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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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4日 星期一
往期
第A4版:文史苑
范长江是如何走上革命宣传道路的
《山东工人报》（2022年11月14日 第A4版）
他担任过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以他的名字设立的“范长江新闻奖”是鼓励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丰富自己，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并组织了 “1936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从1933年下半年起，他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文化教育方面的新闻和通讯。1934年下半年成为《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
1935年5月，范长江与《大公报》达成协议，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范长江先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到达烟台时开始写通讯发回报社，先后发表了《塘沽码头》《安东的中国人》《烟台警察枪杀女学生》《浙江政治新动向》《成渝道上》《内江的糖业》等一系列旅游通讯，客观地报道沿途所见所闻，吸引了大批读者。
7月1日，他离开成都西进，正式开始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的壮举。范长江沿着崎岖不平的古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四川的江油、平武、松潘，甘肃的西固、岷县等地，行程三千余里，于9月3日到达兰州。接着，范长江又继续西进至敦煌、玉门、西宁转而北达临河、五原、包头，并往返于西安、兰州等地旅行采访，历时十个月，经历了无数的艰险坎坷，到达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区。
在西北采访期间，范长江以其卓越的见识、博学和出众的才华，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融汇于笔端，写出了多篇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现实及历史问题、红军长征等情况的著名通讯。采访结束后，《大公报》把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汇编为 《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一经出版便引发读者抢购潮。
西安事变爆发后，当时正在绥远前线采访的范长江凭着一名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大事件，他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1937年2月2日，范长江终于到达西安；2月3日进到城内初步了解事变的经过；2月4日下午，经朋友的介绍，他在杨虎城公馆第一次见到了公开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共产党的主张，以及有关抗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和范长江作了交谈。
2月6日，在罗瑞卿等陪同下，范长江前往延安，2月9日晚，他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向范长江讲述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同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讲解。这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许多问题，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2月15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继《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之后，范长江又写了《陕北之行》《西北近影》两篇著名长通讯，客观地记述了他在西北地区的亲身经历。这些文章，和他在内蒙古采访后写的一系列文章汇集成《塞上行》一书出版后，畅销全国。
范长江延安之行后，受到各种阻挠和压力，但他仍不断地与中共取得联系，并积极为党工作。七七事变后，在枪林弹雨中，他先后采写了《卢沟桥畔》《淮上血战记》等大量的战地通讯，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前线实况。
为了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1937年11月8日，由范长江发起，二十余位青年记者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3月30日，他们又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创办了《新闻记者》《青年记者》《新闻战线》《记者通讯》等刊物。
1938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39年5月，他在重庆经周恩来等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正直的爱国新闻记者，成长为一名为民族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国家的和平统一，范长江受党中央重托，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并作为代表团发言人之一，赴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破裂后，撤回延安。解放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新华社主要负责人之一，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领导机关，转战陕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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