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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下”与“付下”

《山东工人报》(2023年01月09日 第A4版)

  乍看 “逼下”与 “付下”,有些不解其意,这源自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的两段述事和言论。
  一是, “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逼下。”
  讲的是孙叔敖在担任楚国国相时,出门坐的是母马拉的普通车子;平时吃的是粗饭、菜羹和干鱼这样的的膳食;衣着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平时常面带饥色。看来孙叔敖确实是位良大夫,但由于他的过于节俭,却给广大下层官员带来无形的压力。因为,堂堂宰相如此节俭,作为下属恐怕只能更节俭才行,这不是难为下属吗?
  另一是,孟献伯被封为鲁国上卿之后,叔向前去祝贺,见孟献伯的家门外仅有一辆车马,且还不用谷子喂马。于是叔向便问孟献伯: “按规定您家可以配两套马、两辆车,为什么您没有呢?”孟献伯说:“我看到国人面有饥色,所以才不用谷子喂马;看到头发斑白的老人大多步行,所以我也不再用两辆马车出行了。”听孟献伯这样说后,叔向不由的敬佩有加: “我本来是想前来祝贺您封为上卿的,现在看来,当要祝贺您的节俭了。”
  叔向出来,将此事告诉苗贲皇说:“请帮助我去祝贺孟献伯的节俭吧。”然而苗贲皇却对此不以为然,说道: “他这种行为又有什么好祝贺的呢?官员的爵禄与相关配套装饰,那都是用来标明功劳大小、区别贤和不贤的。正如我们晋国的传统礼法是:上大夫拥有两辆车两套马;中大夫拥有两辆车一套马;下大夫只拥有一套马。以此区分等级和责任。上卿要掌管军事,因而要修整车马,训练步卒、战车,以准备打仗之用,国家有难时就可以用来防备意外,国家太平时则可以供朝事使用。然而现在,孟献伯的做法,无异于扰乱晋国的政事秩序,缺乏预防不测的准备,却仅仅只是用来成就自己的节操,用来光耀私人的名声……孟献伯如此的节俭,有什么称道之处?又祝贺他什么呢?”正如苗贲皇评介孟献伯的一句话: “是出主之爵禄以付下也。”认为这是孟献伯弃置君主的爵位俸禄来取悦百姓。
  孙叔敖的 “逼下”之俭与孟献伯 “付下”之俭,看似都为了 “下”,却有着本质之别。 “逼下”之 “下”指的是下属官吏,依然是体制内的公职人员,而 “付下”之“下”更侧重的是平民百姓,底层群众是也。孙叔敖的 “逼下”之俭,在于以粗茶淡饭、节衣简行来廉洁自律,俭于养德修身,教育引导下属公职人员不得穷奢极欲、贪图安逸,防范走向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的另一面,可谓作了一个 “良大夫”的示范表率。如此 “逼下”之俭,兴许让公职人员压抑了炫耀显摆的虚荣,缺少了高人一等的待遇,却可以体贴百姓之苦,多一些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共情,屁股多坐在百姓一边多办实事,对百姓何尝不是件好事呢?事实上,孙叔敖 “逼下”之俭并非热衷声名的虚誉,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主张以民为本,宽刑缓政,发展经济,农商并举,政绩赫然。也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和军事才能,帮助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而孟献伯的 “付下”之俭兴许也是律己修身,并没有对自己的做法给 “国之大者”带来如何影响考虑太多。但在当时,晋楚争霸的战乱纷争年代,一味的 “付下”之俭无益于迎敌备战,事实上造成了 “乱晋国之政,乏不虞之备”的隐患,因此并非是可喜可贺值得称道的事。
  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被感性的情绪左右,缺乏深层次的洞察和理性分析,极易受假象所蒙蔽,从而做出偏离事实的判断。以絮私名的 “付下”之俭,看似清正廉洁,却多是怀了私心杂念,披了形式主义的马甲,无异于沽名钓誉的作秀。这种古今皆有之的观照,不仅虚工伪事,而且误国误民,是需要亮一双慧眼,多一分警惕,防止以私误公、以虚掩实的遗害的。 王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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