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造纸术和印刷术未发明之前，受材料和印制技术所限，书籍难以批量生产，教育上又是“学在官府”，书籍大都在政府和王公贵族之家，民间老白姓是很难见到书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禁止民间藏书，一些嗜书如命的文人，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措施保存书籍。孔子九世孙孔鲋偷偷将一批书籍藏于屋壁之中，汉武帝时有人破坏孔子旧宅扩建房屋时，才发现这批书。秦时文人伏生，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汉初得以在民间传授……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列表》中写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所刺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可以说，正是一些文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收藏保护，一批早期文化典籍才得以免遭秦火，流传后世。
西汉时期，官府对其所藏之书管控很严，私人借书需要得到皇帝许可，而且不准录制副本，不然将受到严厉处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喜欢书籍的文人，就只好自己藏书。东汉以后，造纸术和印刷术相继问世，具备了量产书籍的技术和条件，书籍开始逐步从官府和王公贵族走向民间社会。民间藏书，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兴起。由于战乱、天灾或人祸的原因，官府的许多藏书或毁于战争，或毁于天灾，或毁于人祸，一些稀世典籍，在文人的收藏之下得以幸存下来。
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一书中写到“辛苦的藏书人”，专门考察古代文人藏书的经历和故事，其中说到明朝中叶学者胡应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胡应麟年轻时随父在京城居住，遍访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浙江金华，经常变卖家产以购买书籍，把他父亲留下的家产卖光后，他甚至脱下衣服典钱来买他喜欢的书。有一次，他在杭州一户人家看到宋代张耒《柯山集》抄本，印记奇古，装帧雅致，如获至宝，便把随身所带的两匹锦缎以及身上穿的黑丝直裰都给了书主人，相约第二天来取书。度过兴奋难眠的一夜后，清晨兴冲冲的赶去取书，谁知这户人家夜里发生了火灾，好书化为灰烬，胡应麟痛心疾首，好长时间闷闷不乐。胡应麟一生所藏经、史、子、集、佛、道、类书、杂家之书达4万余卷，撰有《二酉山房书目》6卷，收录古籍42384卷。
明末清初学人张岱在 《陶庵梦忆·卷二·三世藏书》中写到：“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大父诏余曰：‘诸孙中惟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余简太仆、文恭大父丹铅所及有手泽者存焉，汇以请，大父喜，命舁去，约二千余卷。天启乙丑，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此吾家书运，亦复谁尤！”张岱家三世藏书一日之内被叔叔们、兄弟们以及门客、工匠、奴婢们胡乱拿走，他本人积藏了四十年的书也毁于战乱，被撕毁用来引火，或藏到盾甲里用来抵挡流矢飞箭。家藏书籍的散失，个人藏书毁于战乱，真是一件令藏书人扼腕痛惜的事情。
刘仰东编著的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一书，中收录了几则民国人物藏书小故事。其中一则说云南籍官员朱培德，虽然行伍出身，却酷爱阅读，中国史、诗、散文，欧美政治、社会、民情方面的读物，无所不览。他读书时，身边带着两个笔记本，一本记有用的内容和读书心得，一本记他欣赏的句子。商务印书馆发行《四库全书》选集时，朱培德买了一套精装本，藏在三个特制的大书柜内，说等打完仗，退休后要通读一遍。
曾被称为“鬼才”的教授作家徐皐在《书籍与我》一文中，说他的一个朋友爱惜藏书胜过自己夫人的事。他的朋友一个人住在香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夫人接来？他说夫人一来，家里的房子就没人看了。实际上，房子也不是他的，而是租的。既然房子是租的，把夫人接来后，房子岂不就可退掉了。但是，他说因为那房子里保存着他几十年收藏的书画。也就是说，他不把夫人接来，看房子还是次要的，重点还是看守房子里的那些书画。
藏书家周叔把书比作女人，他曾对晚辈藏书家黄裳说：“刻板好，等于先天的身材好；如果印工好，就是说极清朗的初印本，那就是后天的发育好；再加上很好的装修，像傅沅叔的那种洒金绸面、金镶玉之类的装订，就好像是穿上了很好的衣服；经过名人收藏，钤上朱红的印记，就等于胭脂花粉；要是再有名人的题跋，那就更添上丰韵了。” 杜福全
藏书趣闻录
《山东工人报》（2023年04月24日 第A4版）
西汉时期，官府对其所藏之书管控很严，私人借书需要得到皇帝许可，而且不准录制副本，不然将受到严厉处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喜欢书籍的文人，就只好自己藏书。东汉以后，造纸术和印刷术相继问世，具备了量产书籍的技术和条件，书籍开始逐步从官府和王公贵族走向民间社会。民间藏书，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兴起。由于战乱、天灾或人祸的原因，官府的许多藏书或毁于战争，或毁于天灾，或毁于人祸，一些稀世典籍，在文人的收藏之下得以幸存下来。
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一书中写到“辛苦的藏书人”，专门考察古代文人藏书的经历和故事，其中说到明朝中叶学者胡应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胡应麟年轻时随父在京城居住，遍访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浙江金华，经常变卖家产以购买书籍，把他父亲留下的家产卖光后，他甚至脱下衣服典钱来买他喜欢的书。有一次，他在杭州一户人家看到宋代张耒《柯山集》抄本，印记奇古，装帧雅致，如获至宝，便把随身所带的两匹锦缎以及身上穿的黑丝直裰都给了书主人，相约第二天来取书。度过兴奋难眠的一夜后，清晨兴冲冲的赶去取书，谁知这户人家夜里发生了火灾，好书化为灰烬，胡应麟痛心疾首，好长时间闷闷不乐。胡应麟一生所藏经、史、子、集、佛、道、类书、杂家之书达4万余卷，撰有《二酉山房书目》6卷，收录古籍42384卷。
明末清初学人张岱在 《陶庵梦忆·卷二·三世藏书》中写到：“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大父诏余曰：‘诸孙中惟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余简太仆、文恭大父丹铅所及有手泽者存焉，汇以请，大父喜，命舁去，约二千余卷。天启乙丑，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簏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此吾家书运，亦复谁尤！”张岱家三世藏书一日之内被叔叔们、兄弟们以及门客、工匠、奴婢们胡乱拿走，他本人积藏了四十年的书也毁于战乱，被撕毁用来引火，或藏到盾甲里用来抵挡流矢飞箭。家藏书籍的散失，个人藏书毁于战乱，真是一件令藏书人扼腕痛惜的事情。
刘仰东编著的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一书，中收录了几则民国人物藏书小故事。其中一则说云南籍官员朱培德，虽然行伍出身，却酷爱阅读，中国史、诗、散文，欧美政治、社会、民情方面的读物，无所不览。他读书时，身边带着两个笔记本，一本记有用的内容和读书心得，一本记他欣赏的句子。商务印书馆发行《四库全书》选集时，朱培德买了一套精装本，藏在三个特制的大书柜内，说等打完仗，退休后要通读一遍。
曾被称为“鬼才”的教授作家徐皐在《书籍与我》一文中，说他的一个朋友爱惜藏书胜过自己夫人的事。他的朋友一个人住在香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夫人接来？他说夫人一来，家里的房子就没人看了。实际上，房子也不是他的，而是租的。既然房子是租的，把夫人接来后，房子岂不就可退掉了。但是，他说因为那房子里保存着他几十年收藏的书画。也就是说，他不把夫人接来，看房子还是次要的，重点还是看守房子里的那些书画。
藏书家周叔把书比作女人，他曾对晚辈藏书家黄裳说：“刻板好，等于先天的身材好；如果印工好，就是说极清朗的初印本，那就是后天的发育好；再加上很好的装修，像傅沅叔的那种洒金绸面、金镶玉之类的装订，就好像是穿上了很好的衣服；经过名人收藏，钤上朱红的印记，就等于胭脂花粉；要是再有名人的题跋，那就更添上丰韵了。” 杜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