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珍贵的“照片信”

　　□孙黎
　　安老师打来电话，说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一听，脑袋 “嗡”地一下就大了， “啥？信？不用吧，安老师，有啥事咱就在电话里说，好吗？”其实，我真正想说的话是：在这网络信息爆炸时代谁还写信呀，关键是我能不能收到都是个未知数，因为曾有报刊编辑老师给我寄过样报，我一次都没收到呢！
　　在电话那头，安老师依然很坚定，说：“有些事情还是在信里说比较清楚。”电话这头的我真想问问是关于哪方面的事情，但听着安老师说话的声息，似乎他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我内心的疑问最终没问出口。
　　安老师姓安，名家正，是胶东半岛的知名作家、教授，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身患半身不遂、右耳失聪、右眼失明，但他坐在轮椅上依然坚持奋笔疾书，一生著有 《半岛泪》《秦淮悲歌》 《胶东通史演义》等书籍40余本。五年前，我因为参加编纂一本志书，有幸与安老师结识 （当时安老师为主编），并成为忘年交。
　　现在，得知安老师亲自为我手写信稿，并让女儿帮忙邮寄，我的内心盈满激动和感激。我明白，无论信件关乎哪方面的内容，都肯定饱含着安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我脑海中甚至浮现出安老师伏案执笔的艰难身影：拖着病体，靠他那左眼仅存的0.1的视力，一笔一划地落墨，一字一句地成行，用尽气力！这些闪过的一帧帧画面，如同岁月的拷问，都会瞬间让我眼窝潮湿。已经30多年没收过信件的我，在满心的期待中急盼着这封信的到来。
　　一周多时间过去了，信件杳无音讯。正当我急得多方查找邮递员联系方式时，安老师的老伴儿邹老师打来了电话，说邻居帮忙收取订阅的报纸时发现有一封被退回的信件，说等回家后让孩子再重新邮寄给我。我这才知道，安老师因为胆囊病症住院手术治疗，目前已脱离危险。
　　我不由得想起安老师那天打电话时的声音，苍苍无力，原来老师已病重！想到路途遥远，自己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我心里难受极了，更不想再给老师添任何麻烦了。得知邹老师有微信，我们加为好友后，我坚决不让老师再邮寄信件了，只拍照片，传过来就行。
　　安老师出院回家后，邹老师马上把信拍成照片发给了我。无奈，80多岁的老人连拍几次，照片都是模糊不清，只好又等了四天，等到他们的女儿安延周六回家，才一页一页地拍成了清晰的图片。
　　收到所有照片的我，看着上面老师那熟悉的笔迹，一字一句地读着，耳边仿佛同步响起安老师的说话声，言之谆谆，意之殷殷，让我在写作的路上能够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浮躁，不趋利。
　　原来，安老师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我写的散文，欣慰之余，才决定给我写这封信的。信中，老师十分 “纠结”：一方面觉得有潜力之下应当给予鼓励，让我在文学之路上写好散文；另一方面又怕鼓励可能变成 “误导”，使我丢掉内心的清明而盲目乐观。因为当今散文这个领域实在过分拥堵，对于像我这种处在文学边缘的写作爱好者来说，发表园地尤其少得可怜，所以写作心态很重要，摆不正心态，过程就会很痛苦。
　　老师希望我能够以平常心，把写散文爱好看成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而不是功名之累；希望我能够依旧保持读书好习惯，把写散文当成是修养自身的园地，在平淡的日子里不迷失自己。
　　一页页信纸，就这样变成了一张张照片。可翻看这些照片时，谁又能说，不是在读一封信件呢？！这封珍贵的 “照片信”，成为我今生最贵重的记忆，也成为我深藏心底的最刻骨铭心的 “师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