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卒于毅宗崇祯九年 (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 (今上海松江)人。35岁时得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尝督湖广学政,官山东副史,至南京礼部上书。其时党祸酷烈,他请求归乡。崇祯初年,又掌詹事府事。三年后,他就屡次上书乞休,诏加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谥文敏。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书画理论家, “松江派”创始人。他从书画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有新的建树,在文人画发展史上堪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书风与画风甚为统一,文人气息颇浓,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其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行书前期多变,至七十岁后则以淡墨枯笔为多,行气疏朗,颇有返璞归真、消尽火气的意趣;结字以欹为正,笔法自然含蓄,寓变化于简淡之中。
董其昌所书 《跋 〈蜀素帖〉》,绢本墨迹,13行,117字,行书,书于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存的 《蜀素帖》卷子中,董其昌有三段题跋,其中题在 《蜀素帖》后空白绢上的题跋最为精彩,也是最没争议的一段,体现了董其昌秀润古雅、疏朗简远的书法艺术特色。董其昌在 《画禅室随笔》云: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这段题跋是题在蜀素上的。米芾当时没把整张蜀素写完,还空了十余行,其后是宋代胡完夫的题字。董其昌跋 《蜀素帖》是在米芾正文和胡完夫之间的空白处。
清代学者崇彝在 《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中载, “蜀素者,宋时川中织之绫。质作斜纹、坚白缜密,乌丝栏亦织就,当时至为珍重。”绢是平纹,可以作书画之用;但绫是斜纹,用来装裱外围。它的特性不同于一般书写材质,不好驾驭。原因在于粗丝的绫不太吸墨,但蘸墨过多又很容易使字臃肿、发洇,所以书写的力道务求雄健、下笔须利落。
董其昌跋 《蜀素帖》,一是对米芾书法的评价,二是交待了自己以诸名帖与吴廷吴太学交换 《蜀素帖》后的得意之情。全文如下:
“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 《鸿堂帖》 (《戏鸿堂法帖》)。甲辰 (1604年)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 (余)遂以诸名帖易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 (羲之)《官奴帖》真本。”
董其昌说米芾 “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所谓 “生平合作”,应怎样理解?董其昌在 《画禅室随笔》中说,“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意思是说学书之难是在领悟,要知所合离;离就是脱离法帖的束缚,合则应是融会贯通、物我两忘。
董其昌 “以诸名帖易之”,徐茂吴叹曰 “已探骊龙珠”, “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又云 “米家书得所归”,意气风发的喜色跃然纸上。 顾时
秀润闲雅 虚和取韵
——董其昌行书《跋〈蜀素帖〉》鉴赏
《山东工人报》(2024年01月19日 第A4版)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著名书画家、书画理论家, “松江派”创始人。他从书画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有新的建树,在文人画发展史上堪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书风与画风甚为统一,文人气息颇浓,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其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行书前期多变,至七十岁后则以淡墨枯笔为多,行气疏朗,颇有返璞归真、消尽火气的意趣;结字以欹为正,笔法自然含蓄,寓变化于简淡之中。
董其昌所书 《跋 〈蜀素帖〉》,绢本墨迹,13行,117字,行书,书于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存的 《蜀素帖》卷子中,董其昌有三段题跋,其中题在 《蜀素帖》后空白绢上的题跋最为精彩,也是最没争议的一段,体现了董其昌秀润古雅、疏朗简远的书法艺术特色。董其昌在 《画禅室随笔》云: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这段题跋是题在蜀素上的。米芾当时没把整张蜀素写完,还空了十余行,其后是宋代胡完夫的题字。董其昌跋 《蜀素帖》是在米芾正文和胡完夫之间的空白处。
清代学者崇彝在 《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中载, “蜀素者,宋时川中织之绫。质作斜纹、坚白缜密,乌丝栏亦织就,当时至为珍重。”绢是平纹,可以作书画之用;但绫是斜纹,用来装裱外围。它的特性不同于一般书写材质,不好驾驭。原因在于粗丝的绫不太吸墨,但蘸墨过多又很容易使字臃肿、发洇,所以书写的力道务求雄健、下笔须利落。
董其昌跋 《蜀素帖》,一是对米芾书法的评价,二是交待了自己以诸名帖与吴廷吴太学交换 《蜀素帖》后的得意之情。全文如下:
“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 《鸿堂帖》 (《戏鸿堂法帖》)。甲辰 (1604年)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 (余)遂以诸名帖易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 (羲之)《官奴帖》真本。”
董其昌说米芾 “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所谓 “生平合作”,应怎样理解?董其昌在 《画禅室随笔》中说,“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意思是说学书之难是在领悟,要知所合离;离就是脱离法帖的束缚,合则应是融会贯通、物我两忘。
董其昌 “以诸名帖易之”,徐茂吴叹曰 “已探骊龙珠”, “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又云 “米家书得所归”,意气风发的喜色跃然纸上。 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