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年号万历，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创造了明朝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军事较为强盛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应当说，万历皇帝朱翊钧有其勤政的一面。
大明王朝自朱元璋开始实行经?制度，即组织经传和时政学习，这也是提高皇帝和大臣们治国理政能力素质的重要方式。朱翊钧即位之初，根据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目的是让朱翊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朱翊钧也非常勤奋好学，虚心求教，颇有明君之风范。在位期间还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中华疆土，也是可圈可点的政绩。
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没有了约束，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并推翻张居正的改革政策予以清算。万历十五年之后，朱翊钧开始怠政，嫌参加经?时间长且枯燥无趣。当时首辅申时行为迎合他，便想出“进呈经?讲义”的懒招，即皇帝不参加现场授课，只看看讲义材料就可以了。而对于每日早朝与大臣们商议国家大事，朱翊钧也嫌耗时费力睡不好觉，便采取谕旨形式处理政事，而非以“召对”面对面认真商议。到万历十七年，朱翊钧干脆废除了早朝制度，甚至皇帝必须参加的太庙祭祖活动也不亲自参加，“日夜纵饮作乐”。朱翊钧对批阅章奏非常头疼，申时行又想出“章奏留中”的法子，于是大臣们的章奏可留在宫中待阅，章奏常被搁置在宫中无人问津，一些大事要事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朱翊钧最后索性不再接见朝臣，近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录、升迁、丁忧等需要皇帝表态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办法进行。由于自然减员，御史台和各衙门人数越来越少，有些州府甚至二十多年没有主官。“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甚至刚入内阁的大臣都不知皇帝长相如何。
1620年，朱翊钧长期酒色无度，病重不起，不久离世。其死后仅24年，明朝灭亡。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以致史书评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纵观朱翊钧主政的明朝，可谓成也万历，败也万历。成败之间，懒政怠责的历史教训尤当汲取。
心慵意懒必然庸碌低能，为官不为必然降格落后。万历中后期，朱翊钧二十多年不上早朝，不处理政务，只知在宫中吃喝玩乐、沉湎酒色，可谓严重懒政怠责。久而久之，朱翊钧的思想层次和执政水平逐渐落伍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也令其之后面对立太子之事、党争和百姓抗税起义等政事束手无策。
懒政总是与贪、腐、庸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令朱翊钧贪财纵乐之本性暴露无遗。与国家社稷相比，朱翊钧 “好货成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和奢华生活：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从朱翊钧的堕落轨迹中不难发现，懒政怠责是贪图安逸、淡公求私的代名词，极容易滑向蜕化变质的境地。
朱翊钧因少壮勤政，支持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和赋税改革，实行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成就了“万历中兴”。也因后期倦于朝政，“晏处深宫”二十多年疏于理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导致国内矛盾重重，党争长期持续。同时，辽东后金乘机出兵南犯，加之辽东萨尔浒之战惨败，朱翊钧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辽饷”，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不满，掀起反明农民起义。内忧外困，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历史总是昭示后人：勤预示希望，懒潜伏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 王厚明
万历皇帝的勤与懒
《山东工人报》（2024年03月11日 第A4版）
大明王朝自朱元璋开始实行经?制度，即组织经传和时政学习，这也是提高皇帝和大臣们治国理政能力素质的重要方式。朱翊钧即位之初，根据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目的是让朱翊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朱翊钧也非常勤奋好学，虚心求教，颇有明君之风范。在位期间还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中华疆土，也是可圈可点的政绩。
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没有了约束，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并推翻张居正的改革政策予以清算。万历十五年之后，朱翊钧开始怠政，嫌参加经?时间长且枯燥无趣。当时首辅申时行为迎合他，便想出“进呈经?讲义”的懒招，即皇帝不参加现场授课，只看看讲义材料就可以了。而对于每日早朝与大臣们商议国家大事，朱翊钧也嫌耗时费力睡不好觉，便采取谕旨形式处理政事，而非以“召对”面对面认真商议。到万历十七年，朱翊钧干脆废除了早朝制度，甚至皇帝必须参加的太庙祭祖活动也不亲自参加，“日夜纵饮作乐”。朱翊钧对批阅章奏非常头疼，申时行又想出“章奏留中”的法子，于是大臣们的章奏可留在宫中待阅，章奏常被搁置在宫中无人问津，一些大事要事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朱翊钧最后索性不再接见朝臣，近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录、升迁、丁忧等需要皇帝表态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办法进行。由于自然减员，御史台和各衙门人数越来越少，有些州府甚至二十多年没有主官。“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甚至刚入内阁的大臣都不知皇帝长相如何。
1620年，朱翊钧长期酒色无度，病重不起，不久离世。其死后仅24年，明朝灭亡。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以致史书评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纵观朱翊钧主政的明朝，可谓成也万历，败也万历。成败之间，懒政怠责的历史教训尤当汲取。
心慵意懒必然庸碌低能，为官不为必然降格落后。万历中后期，朱翊钧二十多年不上早朝，不处理政务，只知在宫中吃喝玩乐、沉湎酒色，可谓严重懒政怠责。久而久之，朱翊钧的思想层次和执政水平逐渐落伍弱化是毋庸置疑的，也令其之后面对立太子之事、党争和百姓抗税起义等政事束手无策。
懒政总是与贪、腐、庸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令朱翊钧贪财纵乐之本性暴露无遗。与国家社稷相比，朱翊钧 “好货成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和奢华生活：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从朱翊钧的堕落轨迹中不难发现，懒政怠责是贪图安逸、淡公求私的代名词，极容易滑向蜕化变质的境地。
朱翊钧因少壮勤政，支持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和赋税改革，实行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成就了“万历中兴”。也因后期倦于朝政，“晏处深宫”二十多年疏于理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导致国内矛盾重重，党争长期持续。同时，辽东后金乘机出兵南犯，加之辽东萨尔浒之战惨败，朱翊钧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辽饷”，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不满，掀起反明农民起义。内忧外困，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历史总是昭示后人：勤预示希望，懒潜伏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 王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