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名为周福清，少时科举之路顺畅，由秀才而举人，33岁即以殿试三甲第15名成绩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由此跻身玉堂，荣耀一时。其智商不可谓不高，也有过自己的作为。然而，周福清却暗藏一颗沉重的私心，不仅贻误了前程，也破败了家境。
周福清热心功名，却不甘吃苦奉献。周福清身为庶吉士还需参加散馆考试，能留下的授职为编修、检讨，方是真正的翰林官。不能留馆的，要分配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同治十三年 （1874年），翰林院散馆考试，周福清成绩二等，未能留馆，被外放四川荣昌县，然而周福清嫌四川偏远，以 “亲老”为由拒绝上任。经过运作，光绪元年 （1875年）春，改派近家之地江西金溪县。古人云，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周福清怕苦避责，在岗位上挑三拣四，把安逸放在第一位，不求建功四海，并未怀干事创业之心，行事全凭私心作祟。
周作人在 《鲁迅的故家》一书中说 “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六十八岁”。由此推论，周福清生年应是道光十七年丁酉 （1837年）。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官方网站上，可以发现该馆藏有周福清乡试朱卷。按照清代科举习俗，新中的举人和进士，需要把自己的试卷刻印分赠给亲朋好友，称之为朱卷。这份 《浙江乡试朱卷 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载：“（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一字介孚，号梅仙，行八，道光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道光辛丑年为1841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同治十三年 （1874年）11月28日有这样一条档案： “臣周福清，浙江绍兴府会稽县进士，年三十一……”1874年31岁，其生年正好是会试填报的1844年。可见，按周作人的记载，周福清的乡试、会试均有年龄造假之嫌，在考举人时年龄少报了4岁，考进士时少报了7岁。究其动因，延长为官和追求 “早达”的虚荣心理是周福清改动年龄的重要因素。人心之病，莫甚于一私。从篡改年龄造假应试来看，已是周福清人格品德的硬伤，如此私心杂念，是很难想象会有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作为。
鲁迅先生曾说： “到我十三四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被称为乞食者。”鲁迅说的 “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清光绪十九年 （1893年）轰动朝野的周福清科举舞弊案。是年，周福清因母丧返回故里守孝。也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开设恩科取士，以示普天同庆。适逢浙江乡试的正主考官殷如璋与他有同榜进士之谊。周受亲朋故旧章、马、陈、孙、顾五姓的撺掇，以他们筹集的一万两银票意欲买通关节而让其子周伯宜 （鲁迅之父）和五姓子弟高科得中，并派仆人陶阿顺携信赶往苏州求见殷如璋。因陶处事不当，行贿败露被严查。可悲的是，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甚至说出了 “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这种话。光绪皇帝对周福清案大为震怒，先后五次批示严查，并御笔亲批： “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败落。蹲了8年大狱的周福清赦免出狱后不过3年离世，周伯宜亦在忧郁病患中先于周福清亡故，年仅36岁。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 “为乞食者”，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呐喊·自序》），体验着现实的冷酷和生活的艰辛。
王夫之曾发出这样的警示：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周福清的私心显然于己于家族都是一种毁灭性的败坏。自私的心灵也必然会饱尝它应得的苦痛。自古以来，公私问题是一面镜子，能照见一个人的品德高下。一个人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举得太高，一味徇私情、谋私利，就容易掉入花样繁多的陷阱，直至丧失理智、践踏法纪，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厚明
鲁迅祖父缘何家败人亡
《山东工人报》（2024年03月25日 第A4版）
周福清热心功名，却不甘吃苦奉献。周福清身为庶吉士还需参加散馆考试，能留下的授职为编修、检讨，方是真正的翰林官。不能留馆的，要分配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同治十三年 （1874年），翰林院散馆考试，周福清成绩二等，未能留馆，被外放四川荣昌县，然而周福清嫌四川偏远，以 “亲老”为由拒绝上任。经过运作，光绪元年 （1875年）春，改派近家之地江西金溪县。古人云，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周福清怕苦避责，在岗位上挑三拣四，把安逸放在第一位，不求建功四海，并未怀干事创业之心，行事全凭私心作祟。
周作人在 《鲁迅的故家》一书中说 “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六十八岁”。由此推论，周福清生年应是道光十七年丁酉 （1837年）。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官方网站上，可以发现该馆藏有周福清乡试朱卷。按照清代科举习俗，新中的举人和进士，需要把自己的试卷刻印分赠给亲朋好友，称之为朱卷。这份 《浙江乡试朱卷 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载：“（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一字介孚，号梅仙，行八，道光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道光辛丑年为1841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同治十三年 （1874年）11月28日有这样一条档案： “臣周福清，浙江绍兴府会稽县进士，年三十一……”1874年31岁，其生年正好是会试填报的1844年。可见，按周作人的记载，周福清的乡试、会试均有年龄造假之嫌，在考举人时年龄少报了4岁，考进士时少报了7岁。究其动因，延长为官和追求 “早达”的虚荣心理是周福清改动年龄的重要因素。人心之病，莫甚于一私。从篡改年龄造假应试来看，已是周福清人格品德的硬伤，如此私心杂念，是很难想象会有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作为。
鲁迅先生曾说： “到我十三四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被称为乞食者。”鲁迅说的 “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清光绪十九年 （1893年）轰动朝野的周福清科举舞弊案。是年，周福清因母丧返回故里守孝。也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开设恩科取士，以示普天同庆。适逢浙江乡试的正主考官殷如璋与他有同榜进士之谊。周受亲朋故旧章、马、陈、孙、顾五姓的撺掇，以他们筹集的一万两银票意欲买通关节而让其子周伯宜 （鲁迅之父）和五姓子弟高科得中，并派仆人陶阿顺携信赶往苏州求见殷如璋。因陶处事不当，行贿败露被严查。可悲的是，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甚至说出了 “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这种话。光绪皇帝对周福清案大为震怒，先后五次批示严查，并御笔亲批： “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败落。蹲了8年大狱的周福清赦免出狱后不过3年离世，周伯宜亦在忧郁病患中先于周福清亡故，年仅36岁。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 “为乞食者”，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呐喊·自序》），体验着现实的冷酷和生活的艰辛。
王夫之曾发出这样的警示：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周福清的私心显然于己于家族都是一种毁灭性的败坏。自私的心灵也必然会饱尝它应得的苦痛。自古以来，公私问题是一面镜子，能照见一个人的品德高下。一个人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举得太高，一味徇私情、谋私利，就容易掉入花样繁多的陷阱，直至丧失理智、践踏法纪，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