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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桃树的“人世间”

《山东工人报》(2024年03月27日 第A4版)


  □梁兆勋
  台湾作家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湾浅浅的海峡……于我而言,乡愁则是老家的两棵桃树,它见证了我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我出生时院子里已有五棵树。在北屋西窗南面有一棵碗口粗的柿树,在柿树南侧两米多远处,有两棵笔直挺拔的梧桐树。在北屋东侧窗前两米远处的是两棵刚栽的且紧挨着的小桃树。自我记事起,这几棵树每年都长得郁郁葱葱。树在一年一年长高,我也在一年一年长大;而我最喜欢的是那两棵小桃树,我和它们一起玩耍,有时搂着它们哭、搂着它们笑。也许它们嘲笑我满脸的鼻涕,因为有时我看见秋后的桃子在朝我挤眉弄眼,这些都是小桃树陪伴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我仍记忆犹新。
  我在长大,桃树也在长高,随着时间的流逝,树干高出了东墙一两米,比屋檐高出许多,然而它结的桃子并不多,也不好吃。我曾经多次央求父亲:“快把两棵桃树砍了吧!”父亲既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砍掉桃树。
  我在长大,桃树也在长粗,我家也在变化。随着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哥嫂一家搬进了盖好的四间红砖房子,我也考上了大学,弟弟升入高中。一九九四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已四年的我,在市区买房结婚了。春节期间,我在外市学习时,却接到父亲病逝的电话,我眼泪奔涌,没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也没有告诉我关于“两棵桃树”的故事。桃树却依然在长粗,枝叶繁茂的丫枝已盖过半个院子,结的桃子仍然不好吃。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进行通街工程,老屋和院墙都被拆了,桃树也全被砍掉了,老家的位置成为平地,老屋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母亲对老屋是有很深的感情,记得一说到老屋,母亲就说个不停,有时悲伤,有时生气,但当说到两棵桃树时,她脸上的褶皱就舒展开来,有了笑容。
  母亲一生命苦,她一辈子生了八个孩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的年代,活下来的只有哥哥、我和弟弟三人。年仅四十岁的哥哥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冬天因车祸而去世,母亲又一次看见自己孩子离她而去。母亲曾说过,在哥哥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因父母去外地讨饭,留下八岁的姐姐看家,父母给姐姐留下了干粮,结果父母外出很远,迷了路,好多天才回家,姐姐在家又饿又病,最后病死了。哥哥比我大八岁,在我和哥哥之间,母亲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因意外而夭折。还有一个是比我小三岁的弟弟也是中了破伤风夭折的。“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母亲说这些事时双目含着眼泪,内心一定特别痛苦。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令父母很着急,夜不能寐。在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窗前的空地上无缘无故地长了两棵高大的桃树,在桃树下有两个男孩在嬉闹。第二年春天,父亲就在窗前的空地上栽了两棵小桃树并成活,我也健康出生了,几年后弟弟也随着桃树的长高而出生。在党的好政策下,家里的生活和社会的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弟兄三个健康长大。
  如今父亲走了,哥哥走了,母亲也走了。每当我兄弟俩从城里回到老家,站在老屋的位置,仿佛看见在两棵桃树下,一家五口人正围着桌子有说有笑地吃饭,一会儿又仿佛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桃树,而弟弟变成了另一棵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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