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上的集体姓名

　　□鲁北
　　利津县北张村的土墙早已斑驳，却仍倔强地保留着弹孔的印记。
　　村西北角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如沉默的巨人般静静矗立。风掠过碑顶时，总像有无数未尽的话语从沧桑的碑文中漫溢出来，混着泥土的气息，在旷野里低低回响。
　　1943年那个冬日，72名八路军战士在这里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对抗千余日军骑兵。战后清点，能被准确叫出名字的，只有连长王普安、指导员李杰三、幸存的排长贾文修等寥寥数人，更多的战士，连籍贯、年龄都成了深埋黄土的谜。可北张村的老人们提起他们，总忍不住红了眼眶，哽咽着说：“都是咱中国人！”
　　突围时，王普安把指导员往门外猛推的那句“我断后”，与无名通讯员塞给他最后一梭子弹时的眼神，一样决绝如淬火的钢。贾文修击毙日军指挥官的那一枪，同巷战里抱住马腿的无名战士发出的嘶吼，一样震得人耳膜发烫。他们中，有的或许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枪杆还带着泥土的凉意；有的怕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离家时衣角还带着娘缝的补丁；有的识得几个字，能在烟盒纸上歪歪扭扭写家书，有的只会用刺刀在墙上刻个带血的“杀”字。可当敌人的马刀带着风声劈来时，他们脚底板像生了根——决不退！
　　战士们的口袋里有的装着半块冻硬的窝头，有的揣着一张边角磨烂的全家福，有的捏着一条磨得发亮的红布条。这些细碎的遗物，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勾勒出他们的模样：从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被侵略者逼到悬崖边的中国人。就像那个在围墙缺口处连续投出17颗手榴弹的战士，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倒下时，指节仍死死抠着最后一颗没来得及拉弦的手榴弹。他把最后一丝力气都耗在守护的这片土地上，像无数个在抗战中倒下的同胞，用最朴素的姿态回答着“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战后，村民们掩埋烈士时，特意把能辨认的名字一笔一划刻在木板上，插在坟前；对那些无名者，就用砖块垒起小小的坟茔，坟前摆上他们生前用过的步枪零件、磨破的绑腿。每年的清明时节，村里的老人、附近学校里的孩子们，来到烈士墓前，为烈士扫墓，寄托哀思，鼓舞斗志。每年的麦收时节，村里的妇女们总会提着竹篮来，篮里是新蒸的白面馒头。她们对着无名的坟茔絮絮叨叨：“家里的麦子熟了，新磨的面，来尝尝鲜。”有个叫春杏的老太太，年轻时曾给战士们缝过棉衣，她总记得有个小个子战士袖口磨烂了，露出冻得青紫的手腕，她就把自己棉袄上的棉花揪下来给他补上。如今她腿脚不利索了，就让孙子推着轮椅来，颤巍巍地把馒头掰成小块，撒在坟前：“慢点吃，管够。”
　　他们或许分不清哪个坟里埋着王普安，哪个坟里躺着那个投手榴弹的战士，可在心里，这些坟茔从来都是一体的——是为咱拼命的 “中国人”。有一年，大水冲垮了几座坟，村民们连夜扛着沙袋去堵，泥水没过膝盖，没人喊累。有个年轻人脚被砖头划破了，血顺着水流进土里，他咧嘴一笑：“这点血，跟烈士们比，算啥？”
　　如今的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被风雨磨得温润，像被无数只手摸过。王普安们的名字被郑重刻下，无名者的故事则在村民的口述里长出了血肉。有人说，曾见一个无名战士的步枪上刻着“保家”二字，不知是他的名字，还是他没说出口的“保家卫国”；有人记得有个战士牺牲时，怀里还护着个吓得发抖的孩子，后背被马刀划得血肉模糊。那孩子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年清明都带着全家来扫墓，在纪念碑前磕三个响头。
　　北张村的风里，永远飘着一种不需言说的默契。那些被记下的名字，是72个身影的缩影；那些未被记下的，是这72个身影里共同跳动的脉搏。他们或许没有统一的姓名，却共享着一个沉甸甸的身份——中国人。这名字刻在他们冲锋的脚印里，写在他们守护的田埂上，活在每个记得“曾有人为咱拼过命”的后人骨血里。
　　72个生命，72种人生，最终都汇入了同一个名字。这名字，比任何刻在石碑上的字符都更长久，因为它早已融进了民族的骨血，成为一个民族面对苦难时永远挺直的脊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