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屋

　　□王树理
　　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扫过“树理书屋”的书架，三万六千册书在光影里沉睡着，像一片安静的海。
　　最上层那排摆放整齐的《辞海》尤其亮眼，指尖拂过，能摸到纸张边缘被反复翻动的毛糙——那是去年送给庆云一中3个孩子的同款书，此刻它们或许正躺在某个少年的书桌一角，夹着写满批注的便签。
　　建这座小楼时，没想过会和《辞海》结下这么深的缘。2022年春天，老宅的青砖刚被新水泥砌好，张炜先生踏着春天的芳香来到书屋，指着满地还没拆封的书说：“就叫‘树理’吧，既符合你的名字，也藏着让书扎根乡里、让孩子们成为有理想的新人的思绪。”他题的牌匾挂上去那天，风把红绸吹得猎猎响，我望着檐下“树理书屋”四个墨字，忽然觉得这230平方米的空间，装的不只是书，更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庆云县委书记，记得那时候学校的高考榜单总是稀稀拉拉，办公室的搪瓷杯里泡着浓茶，听校长汇报升学率时，茶渍在杯底积成了深色的云。我为此感到责任重大，在全县发起了“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活动。我一直盼着全县的教育事业来一个大发展。直到2023年，才传来好消息：庆云一中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60%，并且有的学生升入清华大学。当老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个孩子考上了清华，本科上线破了千，我握着手机在书架前站了很久，当即决定每年给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赠送《辞海》。
　　去送《辞海》的那天，校园里的合欢树正开得热闹。那是一个农民的女儿，腼腆但却自信。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接过书时手在抖。我翻开扉页，用钢笔写下“读书破万卷，行止皆山河”，笔尖划过纸面的刹那间，我突然想起1993年8月前那个跳河的老人——他的孙女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卖了一头驴仍然不够。也是这样的夏天，有一位农民在办公室外哭着磕头，说孩子考上大学却凑不齐学费。等我们赶到河边时，那老人已经被捞上来，口袋里还揣着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回到机关后，我责令有关部门搞一个调查，看看全县有多少学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辍学或考上大学却不能入学。不查不要紧，一查发现全县境内有200多名孩子辍学。
　　树理书屋刚开门时，来的多是老人，蹲在角落翻旧报纸。没过多久，孩子们放学后就背着书包往这儿跑，有的趴在地上看绘本，有的踩着板凳够《昆虫记》。管理员说，最厚的那本《中国通史》被翻得掉了页。原来乡里的读书氛围，真的像种子，只要有土壤，就会悄悄发芽。
　　今年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好消息接连传来：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里，庆云一中有3个，德州一中有3个，商河一中有2个。庆云一中的校长发来照片，全校111个考上985、211院校的孩子站在国旗下，向五星红旗举手致敬。我看着照片里那些年轻的脸，突然想起树理书屋的日常：清晨有来抄古诗的老太太，午后有趴在《辞海》上打盹的中学生，傍晚有扛着锄头的农民进来翻两页农技书。这些书和孩子们的成绩或许没什么必然联系，但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落在谁心里，就可能长出一片绿来。
　　现在书架上还摆着几本备用的《辞海》，封面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算起来，我已经送出去26本了，加上其他书籍，总共捐了3000多本。有人说我太执着，一把年纪不好好歇着。可每次看到孩子们在书屋里找到喜欢的书时，眼睛亮得像星星，我就觉得这份执着值得。
　　黄昏时，最后一个孩子离开书屋，把一本《辞海》轻轻放回书架。我锁上门，听见檐下的风铃在风里叮当响。远处田野里的青纱帐中，玉米穗子的花红线正亮得耀眼，就像很多年前，那些被救助的少年眼里重新燃起的光。东周村早年失去父母的周冬子三姐妹，如今有两位大学毕业后在东营工作，一位在大连开了饭店。
　　或许我送出去的书，就如一点点星火——在农村的夜里，在孩子们的心里，能亮一会儿也很好。
　　月光爬上树理书屋的牌匾时，我好像又听见张炜先生说：“书是活的，你对它好，它就会替你走很远的路。”那些被送出去的《辞海》和读物，此刻正在不同的书桌前，陪着不同的少年，走向比书本更辽阔的世界。而我守着这座小楼，守着满室书香，等着下一个夏天，等着更多星火被点燃。校长们都说：明年高考成绩一定会更好，而且会一年比一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