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识人有道

　　□程瑞
　　精准识别人才，是治国理政、成事创业的根基。晚清重臣曾国藩深谙此道。道光至同治年间，晚清已步入 “衰世”：内有太平天国席卷半壁江山，外有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官场腐败丛生，“庸官懒吏满天下，贤才良将难觅踪”。曾国藩深知，“欲成大事，必以得人为第一要义”。为此，他将识人作为“立政之本”，在平定太平天国、整顿吏治的实践中，总结出“观其神、察其行、考其绩”的系统识人方法，既辨心性之优劣，更验能力之真伪，其《冰鉴》中的识人之术与《曾国藩家书》里的用人心得，凝结着经世致用的智慧。
　　“观神骨辨其心性”，于细微处见其本质。曾国藩在《冰鉴》开篇便言：“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认为，“神”是一个人内心的外在流露，“骨”是其品性的先天根基，二者相合，便可辨其心性正邪、格局大小。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京城初见江忠源，见其“目光炯炯，声如洪钟，虽衣着朴素却气宇轩昂”，便断言“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后来江忠源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屡立战功，最终在庐州城破时投水自尽，以死明志，印证了曾国藩的判断。“观神骨”并非玄学，而是对人内心世界的精准捕捉：心性坚定者，目光必不游移；格局宏大者，气度必不局促。
　　“察言行观其品行”，于日常中验其操守。曾国藩常说：“观人当观其小节，以小见大；察人当察其言行，知行合一。”他在家书中告诫弟弟曾国荃：“择友须求益者，言行端正为第一，才华次之。”一个人的品行并非体现在豪言壮语中，而藏在日常言行的细节里。在湘军幕府中，曾国藩每日与幕僚相处，从细微处观察其品行：见下属晨起后是否整理案头，便知其是否严谨；听下属与士兵交谈时是否谦和，便知其是否体恤；看下属面对财物时是否清正，便知其是否廉洁。同治四年，曾国藩弹劾老部下李元度，便是因李元度虽有才学，却 “言行不一”：既承诺坚守徽州，却临阵脱逃；既接受湘军粮饷，却私吞部分用于纳妾。曾国藩虽与李元度有师生之谊，仍上书弹劾，直言“臣不敢以私废公，若容其言行相悖，恐坏湘军风气”。“察言行”是其选人用人“不唯才，先唯德”的体现，品行不端者，纵有才华，亦难成大事，反祸及团队。
　　“考实绩验其能力”，于实践中辨其真伪。曾国藩反对“空谈误国”，主张“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左宗棠早年虽屡试不第，却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展现出卓越的理政能力，通过整顿吏治、督办粮饷，让湖南成为湘军的稳固后方。曾国藩虽与左宗棠素有政见分歧，却深知其“有经世之才”，多次上书推荐，最终左宗棠得以督办浙江军务，平定浙西太平军，后又收复新疆，立下不世之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在实践中经受过考验的人，才能担起重任。“考实绩”的识人方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陋习，让真正有能力、能干事的人脱颖而出。
　　曾国藩的识人智慧，从来不是孤立的“相面之术”，而是“观神骨、察言行、考实绩”的有机结合。新时代选贤任能，亦当借鉴这份智慧：既要看个人的“精神面貌”，辨其理想信念是否坚定；也要察“日常言行”，验其道德操守是否端正；更要考“工作实绩”，断其履职能力是否过硬。唯有如此，才能为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贤能精准画像，让他们在新时代征程中发光发热，为事业发展注入源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