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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建民:搭起键盘上的“天路”

《山东工人报》(2026年07月10日 第A2版)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玻璃展柜里,一部《中华大藏经》(藏文版)静静陈列,鎏金字体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让这部典籍出现在这里,一位汉族排版工程师曾翻越巴颜喀拉山,在零下20摄氏度的山腰被困了17个小时。
  这位工程师叫殷建民,是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也是潍坊市劳动模范,曾获山东省国防机械电子工业 “五一劳动奖章”。2026年,他64岁,被单位返聘,仍在上班。44年过去,当年的黑发已然花白,手指关节因长期打字有些变形,但他每天仍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1982年,20岁的殷建民在北京大学跟着王选团队学习汉字激光照排技术。那时计算机还是稀罕物,中文输入刚刚起步。王选团队研发的激光照排技术,正掀起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殷建民年轻,记性好,手指在键盘上翻飞,觉得自己握住了未来。
  他没料到,这辈子真正要攻克的字符,不仅是汉字。
  198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上级部门呈送报告,提出整理出版藏文《中华大藏经》。这部典籍包含《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共4570部经典。据专家估算,若用人工排版,至少需要50年。报告获批,专款下达,1989年,潍坊华光公司接下任务:协同研发藏文电子出版系统。主持人选敲定——27岁的殷建民。
  技术难关比想象中棘手。藏文不是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它是拼音文字,纵向堆叠、横向延展,一个音节可能叠成三四层。更麻烦的是宗教典籍沿用木刻印刷的版式,有特定的分行规则、标点位置和经文缩进。传统排版软件要么叠不起来,要么叠出来走样,用户宁可用烦琐的木刻印刷,也不愿尝试计算机排版。
  殷建民明白,说服用户不能靠嘴,要靠屏幕上的效果。他选择了传统排版观念最强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验证点——那里海拔高、交通闭塞,外来影响小。如果玉树的专家认可了,全藏区都能认可。
  尽管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身体行动不便,2001年6月,殷建民还是踏上了去玉树的路。从西宁到玉树,当时没有飞机,正常情况下坐汽车需20小时,但当时遇上恶劣天气,小雨转中雨、中雨转暴雨,路面翻浆、车轮打滑。
  汽车开了28小时,才“颠”进玉树。
  下车后,殷建民头痛胸闷、嘴唇发紫——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状。他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当地专家围过来,看他操作。屏幕上的藏文字符一层层叠起,结构规整、字形端庄,和木刻印版几乎一模一样。“像。”一位老专家说,“和印出来的一样。”
  殷建民松了口气。但他不知道的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返程时,山洪暴发,巴颜喀拉山横亘在玉树与西宁之间,主峰海拔5267米。6月的内地已经入夏,但在这里,白天气温零度左右,夜间则可达到零下20摄氏度。暴雨引发泥石流,道路中断,殷建民的车被困在半山腰。车上备有干粮和水,但不多。海拔5000米的地方,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人静坐不动,心脏也在狂跳。殷建民裹紧羽绒服,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计算着救援到达的概率。
  17个小时后,国家修路队的抢险车才艰难抵达。从玉树到西宁,这一趟走了47小时。殷建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转道兰州又去甘南,一路演示、一路收集意见。回到潍坊时人瘦了一圈,手上有冻伤,放不下的那本笔记本里,记满了藏文排版规则的细节。
  2008年5月,“藏文书刊、公文电子出版系统”通过国家级专家鉴定,认定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项目研制藏文字库9种,字型美观规范、功能丰富实用,尤其在《大藏经》排版方面独具特色。
  之后,殷建民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停下脚步。他参与、主持开发了汉、英、俄、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藏、朝鲜、傣、彝、傈僳、锡伯和满文信息处理软件。许多少数民族从铅字排版,甚至从手刻油印,一步步实现了计算机排版。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
  时至今日,殷建民的办公室里,仍挂着一张发黄的青海地图。在玉树的位置那里他用红笔画了一个圈,旁边有一行小字:“2001年6月,此处海拔4450米。”那是他给自己刻下的刻度,也是一个排版工程师所能抵达的高度。
本报通讯员 张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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