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吴军
清朝康熙四十八年，一个平常的秋天，蒲松龄收到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是王士祯写来的，回复的是蒲松龄托人带去的 《聊斋志异》全稿。那一年蒲松龄70岁，王士祯76岁。两人都是山东人，王士祯是山东新城 （今山东桓台县）人，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两县虽然相邻，但他们的身份和际遇却天差地别。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是当时的文坛盟主，诗名满天下；蒲松龄穷困潦倒，以坐馆教书为生，考了一辈子举人，始终没有考中。他们二人是同乡，也是同时代人，却到人生的末段，才真正建立起联系。然而，正是这段迟来的相知，让《聊斋志异》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最初的确认，也让两个山东文人之间那场跨越身份与贫富的对话，变成了一段值得被反复讲述的旧事。
王士祯是当时文坛上最有话语权的人，他的 “神韵说”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的创作取向。这样一个人，每天都会收到无数后学投递的诗文稿子，很多人希望得到他只言片语的评价，借以借他的名声为自己开路。王士祯眼光极为挑剔，极少对晚辈的作品给予明确肯定。当蒲松龄托人将《聊斋志异》手稿送到王士祯面前时，或许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一个穷秀才写的狐妖鬼怪故事，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秩序当中，算不上正统文体。
但是，王士祯读完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手稿之后，给出的回应却远超蒲松龄的预期。他不仅仔细通读 《聊斋志异》全稿，还特意写下一首题诗回赠：“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前两句诗是对 《聊斋志异》文体风格的高度概括——“姑妄言之”是作者的姿态，我姑且这样说； “姑听之”是读者的姿态，你姑且就这样听。王士祯捕捉到了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一书中叙事的核心方法：用一种看似随意的口吻，讲述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王士祯诗的后两句意蕴更深，“厌作人间语”——他不愿书写俗世的陈言，故而转向狐鬼的世界； “爱听秋坟鬼唱诗”——坟茔间鬼魂吟唱的诗句，才是他更愿意倾听的声音。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里写狐鬼，从来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借狐鬼世界映照人间的荒诞与悲凉。王士祯一眼便看透了这一点。
蒲松龄收到王士祯的回信与题诗后，当即和诗一首：“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共笑之”是蒲松龄对自身处境的自嘲——书虽已成，可除了自己与寥寥数位友人，并无多少人真正看重它。“布袍萧索鬓如丝”写蒲松龄的晚年境遇：衣衫简朴，两鬓斑白，一生潦倒。 “十年颇得黄州意”化用典故——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写下 《东坡志林》，同样是笔记体志怪故事集。蒲松龄以苏轼自比：同为被边缘化的文人，都在困顿之中寻得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末句“冷雨寒灯夜话时”，是蒲松龄对自己写作状态最真切的写照：无数个夜晚，冷雨淅沥，孤灯相伴，一人对纸落笔，心中千言无人诉说，唯有付诸笔墨，静待后世或许能遇知音。蒲松龄写下这首和诗时已经70岁，他不知道身后《聊斋志异》会流传多广，也不知道同乡显贵王士祯的这首题诗，会成为这部著作最早的“认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士祯为 《聊斋志异》所作的题诗起到了很大作用。文坛盟主的赏识，至少在当时文人圈子里，为这部书打上了不可轻视的印记。 《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生前未能付梓，主要依靠抄本流传；也正是得益于这批早期读者的传抄，此书才得以在作者离世之后迅速刊刻行世。蒲松龄去世仅半个世纪， 《聊斋志异》便已是清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此后陆续衍生出多种版本与评注本。
除王士祯为蒲松龄及 《聊斋志异》所作的题诗之外，还有一件和 《聊斋志异》相关的事值得留意。蒲松龄有一位好友朱缃，字子青，曾任内阁中书舍人。他在编选 《聊斋志异》选本时，特意收录王士祯的题诗，并附上自己的跋文，称王士祯的题诗是 “真能知 《聊斋》者”。后来，蒲松龄整理 《聊斋志异》时，也十分珍视王士祯的这首题诗，甚至将其置于书前。蒲松龄认为，不必求得所有人喜爱自己的作品，得一真正懂书之人便足矣。而这个人，恰好是当时文坛最具话语权的王士祯，这也是蒲松龄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幸运。
这段文人交往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身份的不对等。王士祯是文坛盟主、朝廷高官，蒲松龄是乡间塾师、潦倒秀才；王士祯在京城交游的皆是名公巨卿，蒲松龄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淄川、济南一带。可王士祯阅读 《聊斋志异》时给出的回应，完全跨越了身份与阶级的鸿沟。他没有因蒲松龄的穷困而轻视其文字，没有居高临下地施舍一句溢美之词，而是真正读懂文本，再以自己的文字回应蒲松龄的创作成就。身居权力中心的人，愿意俯身品读一个被权力体系排挤者写下的作品，这本就是一种难得的品格。而这位穷秀才得到这般评价之后，也没有丝毫谄媚攀附，只是平静写下一首和诗，传递彼此的精神共鸣。二人以诗歌为媒介，完成了一次精神层面的平等交流，那两首唱和诗作，便是他们之间最体面的见面礼。
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王士祯比他早六年离世。二人在世之时交往并不密切，仅靠书信诗文互表欣赏与敬重。但这次交集，对 《聊斋志异》的流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便没有王士祯的题诗，或许也会有人发掘 《聊斋志异》的价值；但正是王士祯的题诗与慧眼识珠，让这部书被世人看见的时间大为提前。手握话语权的人，以一支笔，为这部在当时算不上 “正典”的作品推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不算宏大，却足以让后世之人窥见书中的光芒。
多年以后，王士祯在 《池北偶谈》中再度谈及蒲松龄：“淄川蒲生松龄，作《聊斋志异》，事多奇诡，然笔致古雅，非俗手所及也。”这条笔记，成为王士祯对蒲松龄最完整的评价。蒲松龄生命最后的几年，仍在不断增补《聊斋志异》的篇目,他穷尽一生笔耕不辍，直至无力握管。蒲松龄一辈子没有求取到朝廷功名，却等到了读懂自己文字的知己，王士祯为《聊斋志异》题写的那首诗，如今依然刊印在诸多版本的卷首。书页纵然泛黄，字迹依旧明晰，如一盏历经风吹却不曾熄灭的灯。灯下的蒲松龄，灯旁的王士祯，早已远去，但那场跨越身份贫富的旧时对话，借着这首诗代代回响，直至今日未曾断绝。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潘安文化艺术研究院工作人员）
蒲松龄和王士祯
《山东工人报》（2026年08月31日 第A4版）
清朝康熙四十八年，一个平常的秋天，蒲松龄收到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是王士祯写来的，回复的是蒲松龄托人带去的 《聊斋志异》全稿。那一年蒲松龄70岁，王士祯76岁。两人都是山东人，王士祯是山东新城 （今山东桓台县）人，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两县虽然相邻，但他们的身份和际遇却天差地别。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是当时的文坛盟主，诗名满天下；蒲松龄穷困潦倒，以坐馆教书为生，考了一辈子举人，始终没有考中。他们二人是同乡，也是同时代人，却到人生的末段，才真正建立起联系。然而，正是这段迟来的相知，让《聊斋志异》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最初的确认，也让两个山东文人之间那场跨越身份与贫富的对话，变成了一段值得被反复讲述的旧事。
王士祯是当时文坛上最有话语权的人，他的 “神韵说”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的创作取向。这样一个人，每天都会收到无数后学投递的诗文稿子，很多人希望得到他只言片语的评价，借以借他的名声为自己开路。王士祯眼光极为挑剔，极少对晚辈的作品给予明确肯定。当蒲松龄托人将《聊斋志异》手稿送到王士祯面前时，或许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一个穷秀才写的狐妖鬼怪故事，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秩序当中，算不上正统文体。
但是，王士祯读完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手稿之后，给出的回应却远超蒲松龄的预期。他不仅仔细通读 《聊斋志异》全稿，还特意写下一首题诗回赠：“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前两句诗是对 《聊斋志异》文体风格的高度概括——“姑妄言之”是作者的姿态，我姑且这样说； “姑听之”是读者的姿态，你姑且就这样听。王士祯捕捉到了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一书中叙事的核心方法：用一种看似随意的口吻，讲述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王士祯诗的后两句意蕴更深，“厌作人间语”——他不愿书写俗世的陈言，故而转向狐鬼的世界； “爱听秋坟鬼唱诗”——坟茔间鬼魂吟唱的诗句，才是他更愿意倾听的声音。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里写狐鬼，从来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借狐鬼世界映照人间的荒诞与悲凉。王士祯一眼便看透了这一点。
蒲松龄收到王士祯的回信与题诗后，当即和诗一首：“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共笑之”是蒲松龄对自身处境的自嘲——书虽已成，可除了自己与寥寥数位友人，并无多少人真正看重它。“布袍萧索鬓如丝”写蒲松龄的晚年境遇：衣衫简朴，两鬓斑白，一生潦倒。 “十年颇得黄州意”化用典故——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写下 《东坡志林》，同样是笔记体志怪故事集。蒲松龄以苏轼自比：同为被边缘化的文人，都在困顿之中寻得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末句“冷雨寒灯夜话时”，是蒲松龄对自己写作状态最真切的写照：无数个夜晚，冷雨淅沥，孤灯相伴，一人对纸落笔，心中千言无人诉说，唯有付诸笔墨，静待后世或许能遇知音。蒲松龄写下这首和诗时已经70岁，他不知道身后《聊斋志异》会流传多广，也不知道同乡显贵王士祯的这首题诗，会成为这部著作最早的“认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士祯为 《聊斋志异》所作的题诗起到了很大作用。文坛盟主的赏识，至少在当时文人圈子里，为这部书打上了不可轻视的印记。 《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生前未能付梓，主要依靠抄本流传；也正是得益于这批早期读者的传抄，此书才得以在作者离世之后迅速刊刻行世。蒲松龄去世仅半个世纪， 《聊斋志异》便已是清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此后陆续衍生出多种版本与评注本。
除王士祯为蒲松龄及 《聊斋志异》所作的题诗之外，还有一件和 《聊斋志异》相关的事值得留意。蒲松龄有一位好友朱缃，字子青，曾任内阁中书舍人。他在编选 《聊斋志异》选本时，特意收录王士祯的题诗，并附上自己的跋文，称王士祯的题诗是 “真能知 《聊斋》者”。后来，蒲松龄整理 《聊斋志异》时，也十分珍视王士祯的这首题诗，甚至将其置于书前。蒲松龄认为，不必求得所有人喜爱自己的作品，得一真正懂书之人便足矣。而这个人，恰好是当时文坛最具话语权的王士祯，这也是蒲松龄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幸运。
这段文人交往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身份的不对等。王士祯是文坛盟主、朝廷高官，蒲松龄是乡间塾师、潦倒秀才；王士祯在京城交游的皆是名公巨卿，蒲松龄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淄川、济南一带。可王士祯阅读 《聊斋志异》时给出的回应，完全跨越了身份与阶级的鸿沟。他没有因蒲松龄的穷困而轻视其文字，没有居高临下地施舍一句溢美之词，而是真正读懂文本，再以自己的文字回应蒲松龄的创作成就。身居权力中心的人，愿意俯身品读一个被权力体系排挤者写下的作品，这本就是一种难得的品格。而这位穷秀才得到这般评价之后，也没有丝毫谄媚攀附，只是平静写下一首和诗，传递彼此的精神共鸣。二人以诗歌为媒介，完成了一次精神层面的平等交流，那两首唱和诗作，便是他们之间最体面的见面礼。
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王士祯比他早六年离世。二人在世之时交往并不密切，仅靠书信诗文互表欣赏与敬重。但这次交集，对 《聊斋志异》的流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便没有王士祯的题诗，或许也会有人发掘 《聊斋志异》的价值；但正是王士祯的题诗与慧眼识珠，让这部书被世人看见的时间大为提前。手握话语权的人，以一支笔，为这部在当时算不上 “正典”的作品推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不算宏大，却足以让后世之人窥见书中的光芒。
多年以后，王士祯在 《池北偶谈》中再度谈及蒲松龄：“淄川蒲生松龄，作《聊斋志异》，事多奇诡，然笔致古雅，非俗手所及也。”这条笔记，成为王士祯对蒲松龄最完整的评价。蒲松龄生命最后的几年，仍在不断增补《聊斋志异》的篇目,他穷尽一生笔耕不辍，直至无力握管。蒲松龄一辈子没有求取到朝廷功名，却等到了读懂自己文字的知己，王士祯为《聊斋志异》题写的那首诗，如今依然刊印在诸多版本的卷首。书页纵然泛黄，字迹依旧明晰，如一盏历经风吹却不曾熄灭的灯。灯下的蒲松龄，灯旁的王士祯，早已远去，但那场跨越身份贫富的旧时对话，借着这首诗代代回响，直至今日未曾断绝。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潘安文化艺术研究院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