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军
给一位画家作传，最重要的是将人与画写在一起。单应桂先生九十余年的人生，求学、从教、创作、研究，经历丰厚，真正贯穿始终的是那一支画笔。虽然我与单先生的直接交往有限，但她的名字和作品在山东美术界为人熟知。读《画者单应桂》，一些过去熟悉的作品有了更具体的创作背景，一位前辈艺术家的形象也从作品、往事和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中渐渐丰满起来。
《春风》这一节很见功夫。一个低眉含笑的乡村女子，人物本身安静，一角淡红头巾轻轻扬起，风便有了形；大片留白把人物衬得疏朗，扁担和竹篮点到为止，乡村生活的气息也随之进入画面。作者从头巾的动势、留白的经营，一直谈到民间年画式的人物造型和学院训练留下的结构意识，这些观察落得很准。以画家的眼光来看，《春风》耐看的地方，正在于轻盈之中有扎实的造型支撑，清新的生活情趣中又藏着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人物没有复杂的动作和情节，画面的意味却很足，这种“少”更考验画家的取舍。哪里该落笔，哪里该留白，色彩用到什么程度，人物的神态如何收住，都需要相当成熟的判断。书中对这些形式因素的梳理，让人更容易体会单先生在人物画上的分寸感，也能逐渐看清她的艺术面貌是怎样形成的。
单先生的画里一直有两种很深的滋养。一种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正规训练，一种来自山东乡土和民间艺术。她少年时已经熟悉年画、剪纸、泥塑，后来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等先生身边学习，造型、笔墨、人物表现都经受过严格训练。回到山东以后，她又长期走进乡村和民间，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寻找形象，也一次次回到年画等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学院与民间在她的画里逐渐磨合，最后成为自己的语言。《春风》的秀润明快，《三口之家》对汉画像砖平面造型的吸收，《孔子六艺图》对画像石、画像砖艺术语言的运用，都能看到这种积累留下的痕迹。到了《逃亡——童年的回忆》，画面的气息骤然沉下来。黑、白、灰的主调，朴拙而凝重的线条，枯笔皴擦与淡墨晕染，承载的是她幼年逃难时留下的战争记忆。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背负行李的妇女、蹒跚而行的老人，都来自她记忆中活生生的人，形式语言已经和生命经验融合在一起。线条的沉滞、墨色的压抑，与人物的处境彼此呼应，形式本身就是情绪。一个画家经历过什么，记住了什么，到了某个年纪仍然忘不掉什么，终究会呈现在笔下纸上。《画者单应桂》对这些作品的梳理，也让读者能够从一根线、一块墨、一种人物姿态，慢慢走近画家的内心。
我对书中有关民间年画的部分也很有感触。单先生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带着画家特有的实践性。她研究年画，也亲手学习刻版、水印；在山东艺术学院参与创办年画专业以后，又从课程、教材一直做到具体教学，把杨家埠的单刀刻版艺人请进学院，让学生真正学会画、刻、印。1988年年画专业面临撤销，她为此四处奔走，平日很少在人前落泪的人，在办公室里急得哭了几场，短短十来天头发添了许多白丝。这样的细节写进传记，读来让人心里一动。对于真正从事艺术和教学的人来说，一个专业、一门画种，里面都有多年积下来的心血，也引领着一批年轻人的路。单先生到了八十岁还重新走进高密画乡考察民间艺术，她对民间美术的感情，早已融进自己的创作和生活。
艺术家的创作时间，常常就是从生活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单先生长期承担繁重教学，又有家庭和身体方面的压力，她曾把自己称作“业余画家”。1983年的日记里，她也流露过创作欲望减退、对自己艺术追求产生怀疑的心情。我对此也感同身受。画画的人大概都明白，艺术生涯很难始终处在兴奋和自信之中，迟疑、疲惫是常有的，有时候拿起笔也会不知该往哪里落。单先生在这些犹疑中一直画了下去，《春风》《湖上婚礼》《山村妇女组画》《高原的诗》《八月的文都》《乡情》等作品也就在教学、工作与生活的缝隙中陆续完成。她口中的“业余”，带着一种老一辈艺术家的自谦，作品本身却始终透露出清楚的专业追求。
传记写到这里，人就会鲜活起来。《画者单应桂》有许多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正是来自这些不经意的小事和情绪。一个已经取得很多成就的艺术家，会为学生和一个专业着急，在创作低潮中怀疑自己，为了弄懂一种民间技艺而重新去学、去练……这些细节也让漫长而艰辛的艺术道路有了人的温度。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展览中的作品、画册里的图片和诸多艺术成就，当年的画家却是在一天一天的日子里，把这些作品慢慢画出来的。
《画者单应桂》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些熟悉的作品，也让我对一位前辈画家多了一份理解。艺术最终还是要由作品说话，而作品背后那个人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犹疑又怎样坚持，也值得被记录下来。对于画画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传记，看到的正是一件最朴素也最难的事：一辈子把画画下去。
（作者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成员、济南市美术馆原馆长）
画者的来路
——读《画者单应桂》
《山东工人报》（2026年09月25日 第A4版）
给一位画家作传，最重要的是将人与画写在一起。单应桂先生九十余年的人生，求学、从教、创作、研究，经历丰厚，真正贯穿始终的是那一支画笔。虽然我与单先生的直接交往有限，但她的名字和作品在山东美术界为人熟知。读《画者单应桂》，一些过去熟悉的作品有了更具体的创作背景，一位前辈艺术家的形象也从作品、往事和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中渐渐丰满起来。
《春风》这一节很见功夫。一个低眉含笑的乡村女子，人物本身安静，一角淡红头巾轻轻扬起，风便有了形；大片留白把人物衬得疏朗，扁担和竹篮点到为止，乡村生活的气息也随之进入画面。作者从头巾的动势、留白的经营，一直谈到民间年画式的人物造型和学院训练留下的结构意识，这些观察落得很准。以画家的眼光来看，《春风》耐看的地方，正在于轻盈之中有扎实的造型支撑，清新的生活情趣中又藏着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人物没有复杂的动作和情节，画面的意味却很足，这种“少”更考验画家的取舍。哪里该落笔，哪里该留白，色彩用到什么程度，人物的神态如何收住，都需要相当成熟的判断。书中对这些形式因素的梳理，让人更容易体会单先生在人物画上的分寸感，也能逐渐看清她的艺术面貌是怎样形成的。
单先生的画里一直有两种很深的滋养。一种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正规训练，一种来自山东乡土和民间艺术。她少年时已经熟悉年画、剪纸、泥塑，后来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等先生身边学习，造型、笔墨、人物表现都经受过严格训练。回到山东以后，她又长期走进乡村和民间，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寻找形象，也一次次回到年画等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学院与民间在她的画里逐渐磨合，最后成为自己的语言。《春风》的秀润明快，《三口之家》对汉画像砖平面造型的吸收，《孔子六艺图》对画像石、画像砖艺术语言的运用，都能看到这种积累留下的痕迹。到了《逃亡——童年的回忆》，画面的气息骤然沉下来。黑、白、灰的主调，朴拙而凝重的线条，枯笔皴擦与淡墨晕染，承载的是她幼年逃难时留下的战争记忆。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背负行李的妇女、蹒跚而行的老人，都来自她记忆中活生生的人，形式语言已经和生命经验融合在一起。线条的沉滞、墨色的压抑，与人物的处境彼此呼应，形式本身就是情绪。一个画家经历过什么，记住了什么，到了某个年纪仍然忘不掉什么，终究会呈现在笔下纸上。《画者单应桂》对这些作品的梳理，也让读者能够从一根线、一块墨、一种人物姿态，慢慢走近画家的内心。
我对书中有关民间年画的部分也很有感触。单先生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带着画家特有的实践性。她研究年画，也亲手学习刻版、水印；在山东艺术学院参与创办年画专业以后，又从课程、教材一直做到具体教学，把杨家埠的单刀刻版艺人请进学院，让学生真正学会画、刻、印。1988年年画专业面临撤销，她为此四处奔走，平日很少在人前落泪的人，在办公室里急得哭了几场，短短十来天头发添了许多白丝。这样的细节写进传记，读来让人心里一动。对于真正从事艺术和教学的人来说，一个专业、一门画种，里面都有多年积下来的心血，也引领着一批年轻人的路。单先生到了八十岁还重新走进高密画乡考察民间艺术，她对民间美术的感情，早已融进自己的创作和生活。
艺术家的创作时间，常常就是从生活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单先生长期承担繁重教学，又有家庭和身体方面的压力，她曾把自己称作“业余画家”。1983年的日记里，她也流露过创作欲望减退、对自己艺术追求产生怀疑的心情。我对此也感同身受。画画的人大概都明白，艺术生涯很难始终处在兴奋和自信之中，迟疑、疲惫是常有的，有时候拿起笔也会不知该往哪里落。单先生在这些犹疑中一直画了下去，《春风》《湖上婚礼》《山村妇女组画》《高原的诗》《八月的文都》《乡情》等作品也就在教学、工作与生活的缝隙中陆续完成。她口中的“业余”，带着一种老一辈艺术家的自谦，作品本身却始终透露出清楚的专业追求。
传记写到这里，人就会鲜活起来。《画者单应桂》有许多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正是来自这些不经意的小事和情绪。一个已经取得很多成就的艺术家，会为学生和一个专业着急，在创作低潮中怀疑自己，为了弄懂一种民间技艺而重新去学、去练……这些细节也让漫长而艰辛的艺术道路有了人的温度。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展览中的作品、画册里的图片和诸多艺术成就，当年的画家却是在一天一天的日子里，把这些作品慢慢画出来的。
《画者单应桂》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些熟悉的作品，也让我对一位前辈画家多了一份理解。艺术最终还是要由作品说话，而作品背后那个人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犹疑又怎样坚持，也值得被记录下来。对于画画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传记，看到的正是一件最朴素也最难的事：一辈子把画画下去。
（作者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成员、济南市美术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