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清华“旁听课”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 “旁听课”。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
　　旁听郑振铎的课，郑先生豁达大度，待人真诚，没有名教授架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人因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后来，作为特约撰稿人，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 《文学季刊》的封面上，几个人都倍感荣幸。
　　让季羡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恪的 “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是考证大师，讲课时， “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 ‘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 ‘文艺心理学’。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朱先生美学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我不会走上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大。” 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