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为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月派大诗人闻一多，在婚姻问题上，依然逃脱不了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的细腻丰富的情感，在他内心深处激荡着，无奈，只是囿于社会和家庭的羁绊，却很少流露出来，更不用说去大胆的追求。
1912年，闻一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那时他只有13岁。在那个纯粹的男性学校里，他度过了9年的青少年时光。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又加上“五四”新潮流的启迪，闻一多逐渐对爱情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在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的第一本诗集 《红烛》中的“雨夜篇”和“青春篇”看得出一些端倪。
在闻一多10多首诗里，不论是“风波”“幻中之邂逅”“花开过了”“国手”还是“谢罪之后”“忏悔”，都是1921年下半年创作的，又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尽管这些诗具体对象现已无法稽证，但在他22岁时（1921年）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场恋爱。
同年冬日，闻一多还在一篇诗评中说过这样的话：“严格的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种“最烈”和“最高最真”的情感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尽情地挥洒。他不久就接到家书，命他寒假返乡完婚。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闻一多无疑是晴天霹雷。但父命不可违，封建时代的桎梏使他不得不听从父命，于是他在1922年2月回到了湖北浠水乡下老家，与自己的姨表妹高孝贞结婚，而他唯一可行的是婚礼上的抗争，不跪拜，只鞠躬。
婚后不久，他就返回清华，重过他的诗人生活去了。这年的7月他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
他的好友梁秋实曾经说：闻一多在重返清华与留美之初，均不愿与朋友多谈自己的婚姻。但闻一多毕竟是个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有着高度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对已经做了自己妻子的孝贞女士没有丝毫的嫌弃，反而更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他几乎在每一封的家书中都反复叮嘱孝贞一定要“多读书”，提高文化修养，同时也希望父母在孝贞分娩后“当为雇乳母，以免分彼读书之时”；他还希望孝贞能亲笔回信，“借以观彼等进步”。在芝加哥，他的诗曾得到了美国著名诗人海德夫人（1884——1944）的当面赞赏，对此，他在高兴之余，写信勉励孝贞：“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留美的一年寒假，他有了些闲暇时间，又回顾和审视了自己的婚姻历程，终于“情思大变”，连续五昼夜作了《红豆》五十首，后经删改，保存了四十二首，编入了《红烛》之中，流传至今。
在这组“寄内”诗中，他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深沉而强烈的控诉，同时又对当时的年轻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婚姻命运，也作了噙泪的解嘲：“/我们弱者是鱼肉/我们曾被求福者/重看了盛在笾芀里/供在礼教底龛前/我们多么荣耀啊/”
在那时的生活中，真正理想的婚姻很少，闻一多的婚姻也不例外。但由于他尊重理解比他更痛苦的妻子，他情愿先结婚，后恋爱，进而努力培养夫妻之间的感情，因此，他在异国他乡的相思也交织着复杂的情愫；即有 “莲子”般的纯净甘甜，也有 “泪珠儿”般的悲情苦辣，更有 “凄楚”似的淡淡哀愁，诚然也兼有 “情切切”的绵绵思绪，爱，就是这样，多姿多彩，苦辣酸甜。
闻一多在美国的三年，是生活在艺术诗与画的世界之中。他甚至把人生包括婚姻也当作艺术来处理。譬如：有位已婚的朋友，中途移情别恋，其结果弄得家庭不和，于是他主动去开导这位仁兄，说：“你何必如此呢？你爱她，是爱她的美貌，你为什么不把她当作一幅画像，一座雕像那样去看待呢？”
然而，人的情感往往是这样；当我们劝慰别人时似乎理智的，说出的话也头头是道；可一旦这种情感换到自己身上，也难免有些痴迷。1924年暑假，闻一多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以后，也犯过一次“痴迷”。当时在纽约聚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他们建立了许多社团。闻一多此时正热衷于戏剧活动，因此便参加了 “艺术学生同盟”，共同排演了英语中国古装戏 《杨贵妃》和 《琵芭记》。闻一多负责编剧、布景、服装和舞台设计多项工作，虽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他展露多方面艺术才华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赢得了一位金发碧眼女郎的倾慕，这使得闻一多在情感上发生了一点波澜。后来，当热情趋向理智后，他终于感到这场恋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于是煞费苦心地用英文写了一首诗，赠给那位女郎互勉。
闻一多在经历并且主动中止了这场 “洋恋爱”以后，于1925年5月提前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了久别的父母妻儿身边。
1926年1月，他把高孝贞和女儿立英接到北平，一家从此团聚一屋，其乐融融。闻一多主外，孝贞主内，家务之余夫妻两读读唐诗宋词，逗逗女儿立英。每到周六的晚上他还带着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之日全家人去逛颐和园、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一家人充满了欢声笑语，温馨幸福，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一家被迫颠沛流离。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闻一多在云南的八年，先后搬家八次。而做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却没有多一丝怨言。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高孝贞承受着一个家庭主妇难以想象的贫困，全身心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家庭。
联大教授当时都贫困交迫，破衣蔽体，食不饱腹。那时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人，工资总是不够用，他喝茶、吸烟的嗜好也随着物价的暴涨而一落千丈。于是闻一多想戒烟，高孝贞知道后百般的规劝，说： “你一天那辛苦，别的没有什么享受的，只是喝口茶，抽根烟，为什么还要苛苦自己呢？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茶烟钱省出来。”妻子的这番话，让闻一多忍不住泪如雨下，家有贤妻良母，甚感三生有幸。于德深
从盲婚哑嫁到相濡以沫
《山东工人报》（2023年10月23日 第A4版）
1912年，闻一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那时他只有13岁。在那个纯粹的男性学校里，他度过了9年的青少年时光。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又加上“五四”新潮流的启迪，闻一多逐渐对爱情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在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的第一本诗集 《红烛》中的“雨夜篇”和“青春篇”看得出一些端倪。
在闻一多10多首诗里，不论是“风波”“幻中之邂逅”“花开过了”“国手”还是“谢罪之后”“忏悔”，都是1921年下半年创作的，又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尽管这些诗具体对象现已无法稽证，但在他22岁时（1921年）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场恋爱。
同年冬日，闻一多还在一篇诗评中说过这样的话：“严格的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种“最烈”和“最高最真”的情感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尽情地挥洒。他不久就接到家书，命他寒假返乡完婚。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闻一多无疑是晴天霹雷。但父命不可违，封建时代的桎梏使他不得不听从父命，于是他在1922年2月回到了湖北浠水乡下老家，与自己的姨表妹高孝贞结婚，而他唯一可行的是婚礼上的抗争，不跪拜，只鞠躬。
婚后不久，他就返回清华，重过他的诗人生活去了。这年的7月他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
他的好友梁秋实曾经说：闻一多在重返清华与留美之初，均不愿与朋友多谈自己的婚姻。但闻一多毕竟是个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有着高度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对已经做了自己妻子的孝贞女士没有丝毫的嫌弃，反而更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他几乎在每一封的家书中都反复叮嘱孝贞一定要“多读书”，提高文化修养，同时也希望父母在孝贞分娩后“当为雇乳母，以免分彼读书之时”；他还希望孝贞能亲笔回信，“借以观彼等进步”。在芝加哥，他的诗曾得到了美国著名诗人海德夫人（1884——1944）的当面赞赏，对此，他在高兴之余，写信勉励孝贞：“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留美的一年寒假，他有了些闲暇时间，又回顾和审视了自己的婚姻历程，终于“情思大变”，连续五昼夜作了《红豆》五十首，后经删改，保存了四十二首，编入了《红烛》之中，流传至今。
在这组“寄内”诗中，他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深沉而强烈的控诉，同时又对当时的年轻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婚姻命运，也作了噙泪的解嘲：“/我们弱者是鱼肉/我们曾被求福者/重看了盛在笾芀里/供在礼教底龛前/我们多么荣耀啊/”
在那时的生活中，真正理想的婚姻很少，闻一多的婚姻也不例外。但由于他尊重理解比他更痛苦的妻子，他情愿先结婚，后恋爱，进而努力培养夫妻之间的感情，因此，他在异国他乡的相思也交织着复杂的情愫；即有 “莲子”般的纯净甘甜，也有 “泪珠儿”般的悲情苦辣，更有 “凄楚”似的淡淡哀愁，诚然也兼有 “情切切”的绵绵思绪，爱，就是这样，多姿多彩，苦辣酸甜。
闻一多在美国的三年，是生活在艺术诗与画的世界之中。他甚至把人生包括婚姻也当作艺术来处理。譬如：有位已婚的朋友，中途移情别恋，其结果弄得家庭不和，于是他主动去开导这位仁兄，说：“你何必如此呢？你爱她，是爱她的美貌，你为什么不把她当作一幅画像，一座雕像那样去看待呢？”
然而，人的情感往往是这样；当我们劝慰别人时似乎理智的，说出的话也头头是道；可一旦这种情感换到自己身上，也难免有些痴迷。1924年暑假，闻一多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以后，也犯过一次“痴迷”。当时在纽约聚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他们建立了许多社团。闻一多此时正热衷于戏剧活动，因此便参加了 “艺术学生同盟”，共同排演了英语中国古装戏 《杨贵妃》和 《琵芭记》。闻一多负责编剧、布景、服装和舞台设计多项工作，虽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他展露多方面艺术才华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赢得了一位金发碧眼女郎的倾慕，这使得闻一多在情感上发生了一点波澜。后来，当热情趋向理智后，他终于感到这场恋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于是煞费苦心地用英文写了一首诗，赠给那位女郎互勉。
闻一多在经历并且主动中止了这场 “洋恋爱”以后，于1925年5月提前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了久别的父母妻儿身边。
1926年1月，他把高孝贞和女儿立英接到北平，一家从此团聚一屋，其乐融融。闻一多主外，孝贞主内，家务之余夫妻两读读唐诗宋词，逗逗女儿立英。每到周六的晚上他还带着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之日全家人去逛颐和园、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一家人充满了欢声笑语，温馨幸福，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一家被迫颠沛流离。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闻一多在云南的八年，先后搬家八次。而做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却没有多一丝怨言。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高孝贞承受着一个家庭主妇难以想象的贫困，全身心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家庭。
联大教授当时都贫困交迫，破衣蔽体，食不饱腹。那时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人，工资总是不够用，他喝茶、吸烟的嗜好也随着物价的暴涨而一落千丈。于是闻一多想戒烟，高孝贞知道后百般的规劝，说： “你一天那辛苦，别的没有什么享受的，只是喝口茶，抽根烟，为什么还要苛苦自己呢？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茶烟钱省出来。”妻子的这番话，让闻一多忍不住泪如雨下，家有贤妻良母，甚感三生有幸。于德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