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78），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同时，他也是一个可爱、可敬、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学者。
吴宓是个完美主义者，治学教学非常严谨，认真到一种 “令人发指”的地步。初到东南大学，他竟然闭门不出20多天，谢绝一切来往，专心备课，直至准备充分，才于9月底正式开课。他在东南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英诗选读”“英国小说”等课，又另外为四年级学生开设“修辞原理”。开学不久，英语系中又分出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教授吴宓。学生因为爱听吴宓的课，英语系中竟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转入西洋文学系。后在清华工作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会提前备课，写教案。待到半夜时分，别人都睡下了，他仍在埋头备课，抄写小纸条。第二天一早，别人还没醒，他已经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反复诵读。每天早上七点半，他又准时出现在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他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下课后，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才离开教室。
吴宓教授还很有幽默感。他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在北京有一种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阴谋’？”吴宓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曰：“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吴宓先生是也个谦谦君子。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台柱子”，这四位脾性古怪的国学大师都是吴宓请来的。王国维曾严词拒绝来清华任教，可吴宓手执聘书，亲自到王家厅堂上行三鞠躬礼，打动了这位拗先生。后来，王国维曾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吴宓先生对待学生亦是如此。在西南师院，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吴宓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到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所有学生坐好，才开始讲课。
吴宓先生在学术上充满自信。1923年，《清华周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吴宓布置给学生的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这些细节全装在吴宓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
吴宓自己在生活上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饭。他的讲课笔记，大多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一直用了将近40年。1943年他离开昆明，用的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的友人送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袢都快掉了，是他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叶公超借了吴宓的钱却忘了还，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始终未还）。”某日又写：“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读来令人捧腹。
吴宓先生虽然生活节俭，但非常乐于助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足，吴宓便慷慨解囊，资助300元，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在西南师院，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所剩无几，有时不够，还多次向邻居钱泰奇先生暂借，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还清。”他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的，亦不望人报答。” 徐新
2024年04月08日 星期一
往期
第A4版:文史苑
本版新闻
吴宓：个性鲜明的国学大师
《山东工人报》（2024年04月08日 第A4版）
吴宓是个完美主义者，治学教学非常严谨，认真到一种 “令人发指”的地步。初到东南大学，他竟然闭门不出20多天，谢绝一切来往，专心备课，直至准备充分，才于9月底正式开课。他在东南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英诗选读”“英国小说”等课，又另外为四年级学生开设“修辞原理”。开学不久，英语系中又分出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教授吴宓。学生因为爱听吴宓的课，英语系中竟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转入西洋文学系。后在清华工作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会提前备课，写教案。待到半夜时分，别人都睡下了，他仍在埋头备课，抄写小纸条。第二天一早，别人还没醒，他已经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反复诵读。每天早上七点半，他又准时出现在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他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下课后，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才离开教室。
吴宓教授还很有幽默感。他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在北京有一种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阴谋’？”吴宓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曰：“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吴宓先生是也个谦谦君子。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台柱子”，这四位脾性古怪的国学大师都是吴宓请来的。王国维曾严词拒绝来清华任教，可吴宓手执聘书，亲自到王家厅堂上行三鞠躬礼，打动了这位拗先生。后来，王国维曾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吴宓先生对待学生亦是如此。在西南师院，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吴宓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到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所有学生坐好，才开始讲课。
吴宓先生在学术上充满自信。1923年，《清华周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吴宓布置给学生的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这些细节全装在吴宓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
吴宓自己在生活上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饭。他的讲课笔记，大多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一直用了将近40年。1943年他离开昆明，用的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的友人送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袢都快掉了，是他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叶公超借了吴宓的钱却忘了还，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始终未还）。”某日又写：“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读来令人捧腹。
吴宓先生虽然生活节俭，但非常乐于助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足，吴宓便慷慨解囊，资助300元，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在西南师院，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所剩无几，有时不够，还多次向邻居钱泰奇先生暂借，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还清。”他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的，亦不望人报答。” 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