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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车尚书”戴敦元

《山东工人报》(2024年04月29日 第A4版)


  清朝一代廉吏戴敦元,史称他清廉寡欲,不拘小节,数十载一布被,始终清正廉明、节俭朴实,为人称道。
  戴敦元学识渊厚,作风务实,善于躬身实践,深入民间调研,走好群众路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戴敦元赴广东任高廉兵备道。这是戴敦元第一次出京外任,他担心自己不了解当地实情而影响施政,特意选择先去粤商云集的苏州南濠,借此机会了解广东的风土人情和施政利弊。他以客商的身份与粤商同寓,得到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接下来在广东开展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在任时间不长,但戴敦元以“报国无才勤补拙,安民有愿尽除冤”为宗旨,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事,被当地百姓称为“神公”。
  后来改任山西布政使,戴敦元前往赴任时,不事声张、不搞排场,不解衣,不下车,每天五更就催车夫上路,饮食不过是六枚麦饼,且全在车上解决,从不劳烦沿途州县,以致戴敦元“独行数千里,而舆夫馆人莫知其为新任藩使者”。当时官场上有一个陋习,凡是上官过境,沿途州县都要劳师动众迎来送往,不仅大摆筵席,搞“厘头银”,临走前还要给上官准备礼品。戴敦元不为官场恶俗和潜规则侵蚀,更不为钱财折腰。他兴利除弊、鼎故革新,坚决将这些陋习革除,大大净化了官场风气。
  道光十二年(1832年),戴敦元任刑部尚书。在京任职期间,每天办完公事就回家,谢绝宾客。他拒绝私下上门拉关系,“同僚非公事不得见”。居京师十年,专治刑狱,所治狱无纵无滥。清代达官显宦盛行八抬大轿,而他作为一个部级高官,着粗衣,坐敝车,生活简朴,上下班经常步行,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崇尚节俭,律己甚严。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戴敦元身披雨罩,手抱文书,步行到街上,叫了一辆驴车去上班。到了刑部衙门,“隶役呵殿而入”,戴敦元脱去雨罩露出帽子上珊瑚顶戴的官帽——珊瑚顶戴是二品官员才可佩戴的。车夫见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大的官居然坐自己的车,吓得要弃车而逃,戴敦元却“强留与之钱而去”。因为这段美谈,人们赞其清廉,称之为“驴车尚书”。一个“驴车尚书”的雅号,把一个清官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成为一种清廉的符号,令人肃然起敬。
  戴敦元的廉洁俭朴并非故作姿态的表现,而是发自内心的自律。他在生活中不讲究排场,饮食起居简单随意,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一次他从刑部尚书任上请假回浙,当地官府领导故交为他宴请接风。那天下雨,戴敦元就穿了一双木屐前往。散席后,官员陪同戴敦元出来,此时鼓号齐鸣,官署大门开启,陪同人大声呼唤“戴公轿马何在”。戴敦元微微一笑,拿过伞自己撑着,“自执之,扬扬出门去”。戴敦元执伞走时那种“扬扬”之态,正是他严格自律、清廉自守的可贵风范。
  在清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上,贪腐之风盛行。“驴车尚书”戴敦元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始终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留得清白在人间,不可不谓是他内心深处对清廉的坚守和信仰。
  道光十四年(1834年),戴敦元卒于任所,“敝衣露肘,布衾一袭”,人们看到他身穿敝衣,露出手肘,身上盖着一床布棉被,都感叹“其俭德为不可及云”。至于家产,史载其“任官四十年,逝世仅遗几架书籍,几幅画,几间旧房,数亩薄田而已”。戴敦元去世后,道光皇帝感慨他的清廉自律,对他作出了“清介自持,克尽职守”的评价,追谥为简恪。
  俭以养德、廉以自律的“驴车尚书”戴敦元真切地向世人启示,一个人,应经得起考验、耐得住清贫、扛得住诱惑,如果面对是与非、得与失、名与利,不能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任由私欲膨胀、利欲熏心,不知足不知止,必会走向身败名裂、人亡自戗的不归路。
王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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