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然而，在北宋神宗皇帝赵顼时，朝廷里的大臣们为了是否允许在谋杀罪中适用“自首减刑”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又持久的争论。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年），在今天的烟台市蓬莱县发生了一起比较“奇特”的刑事案件。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蒟之，伤而不死。”大意是说，有一个女人嫌弃自己老公长得丑，半夜拿刀砍他，但只是砍伤并没有没砍死。
案件很快便被侦破，凶手就是少女阿云，并且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当地县官很快结案，以“弑夫罪”判处阿云死刑。随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将死刑案件逐级上报进行审核。
登州知州许遵翻阅案卷之后，发现阿云与被害者订婚时，她还在为其母服丧，按《宋刑统》来说此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所以，他认为“弑夫罪”无从谈起，应按照普通谋杀案来对阿云定罪。随后，他把自己的改判意见附在案卷后面，一起上呈给了刑部和大理寺。
没过多久，大理寺和刑部都同意许遵的意见，认定阿云的婚姻无效，所以也就不存在“弑夫罪”。不过，受害者韦大确实是“断一指”，他们便以“谋杀已伤”罪，判处阿云绞刑。
然而，许遵认为刑部和大理寺的判决仍然不恰当。他认为阿云到案后如实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该按照自首论。并且引用不久前神宗皇帝的敕书“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为依据，要求给阿云减刑。
神宗皇帝的上述敕书，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法律补充条文。而此时，恰恰是王安石变法初始阶段，“自首减刑”大致属于他“新法”的一个内容。许遵看似不经意间的举动，正好是用变法派王安石的“新法”来否定欧阳修、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旧令”。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还牵涉到朝廷里慎刑派和重刑派长期以来的矛盾。
因此，许遵向神宗皇帝请求两制以上的官员审议此事，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所谓“两制”，在当时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宋神宗最终还是听从了许遵的意见，下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于是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头头”亲自下场开始“肉搏”，这件原本普通的案子也因此被后世称为 “登州阿云案”。
正如预料之中，此案王安石支持许遵，仍然引用神宗皇帝的敕书。而司马光则支持刑部和大理寺，他引用《宋刑统》中的规定：“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双方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至于 “反覆论难，久之不决”。于是，御史中丞吕诲提议将案件升级“请中书、枢密院合议”。
然而，宰相陈升之、韩绛议等“略同”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唐介等则支持司马光。“中书、枢密院合议”就这样相持不下，双方又争论了一年多时间。
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从某种意义上讲，阿云案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她是否“弑夫”“自首”，而是变法派和守旧派在争夺朝廷上的“话语权”。宋神宗为了尽快了结此案，最终下诏赦免阿云死罪改为“编管”。
但是，副宰相唐介仍然不肯罢休，他认为王安石的意见完全违背了法律的本意，好几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王安石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的口号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于是，王安石指责凡是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减刑的大臣，都是朋党。
“朋党”是宋朝皇帝最为忌讳的一个词，王安石攻击唐介是朋党尤显恶毒。满朝大臣闻言皆惊，唐介更是被气得“疽发于背”，没过几天就死了。
唐介在当时 “以直声动天下”，被誉为是和包拯一样的清官，人称为“真御史”。当时各方面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活活气死的。“自首减刑”之争，也多多少少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
毛主席说王安石是 “脱离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改革过程中不但“急而成之”，更缺少政治盟友。当时的名士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等都反对他，导致变法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最终以失败收场。用国学大师南怀瑾评价王安石的其中一句话“力小而任重”来看他在此事中的表现，似乎恰如其分。
程醉
宋神宗时期的“自首减刑”之争
《山东工人报》（2024年04月29日 第A4版）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年），在今天的烟台市蓬莱县发生了一起比较“奇特”的刑事案件。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蒟之，伤而不死。”大意是说，有一个女人嫌弃自己老公长得丑，半夜拿刀砍他，但只是砍伤并没有没砍死。
案件很快便被侦破，凶手就是少女阿云，并且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当地县官很快结案，以“弑夫罪”判处阿云死刑。随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将死刑案件逐级上报进行审核。
登州知州许遵翻阅案卷之后，发现阿云与被害者订婚时，她还在为其母服丧，按《宋刑统》来说此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所以，他认为“弑夫罪”无从谈起，应按照普通谋杀案来对阿云定罪。随后，他把自己的改判意见附在案卷后面，一起上呈给了刑部和大理寺。
没过多久，大理寺和刑部都同意许遵的意见，认定阿云的婚姻无效，所以也就不存在“弑夫罪”。不过，受害者韦大确实是“断一指”，他们便以“谋杀已伤”罪，判处阿云绞刑。
然而，许遵认为刑部和大理寺的判决仍然不恰当。他认为阿云到案后如实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该按照自首论。并且引用不久前神宗皇帝的敕书“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为依据，要求给阿云减刑。
神宗皇帝的上述敕书，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法律补充条文。而此时，恰恰是王安石变法初始阶段，“自首减刑”大致属于他“新法”的一个内容。许遵看似不经意间的举动，正好是用变法派王安石的“新法”来否定欧阳修、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旧令”。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还牵涉到朝廷里慎刑派和重刑派长期以来的矛盾。
因此，许遵向神宗皇帝请求两制以上的官员审议此事，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所谓“两制”，在当时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宋神宗最终还是听从了许遵的意见，下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于是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头头”亲自下场开始“肉搏”，这件原本普通的案子也因此被后世称为 “登州阿云案”。
正如预料之中，此案王安石支持许遵，仍然引用神宗皇帝的敕书。而司马光则支持刑部和大理寺，他引用《宋刑统》中的规定：“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双方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以至于 “反覆论难，久之不决”。于是，御史中丞吕诲提议将案件升级“请中书、枢密院合议”。
然而，宰相陈升之、韩绛议等“略同”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唐介等则支持司马光。“中书、枢密院合议”就这样相持不下，双方又争论了一年多时间。
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从某种意义上讲，阿云案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她是否“弑夫”“自首”，而是变法派和守旧派在争夺朝廷上的“话语权”。宋神宗为了尽快了结此案，最终下诏赦免阿云死罪改为“编管”。
但是，副宰相唐介仍然不肯罢休，他认为王安石的意见完全违背了法律的本意，好几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王安石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的口号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于是，王安石指责凡是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减刑的大臣，都是朋党。
“朋党”是宋朝皇帝最为忌讳的一个词，王安石攻击唐介是朋党尤显恶毒。满朝大臣闻言皆惊，唐介更是被气得“疽发于背”，没过几天就死了。
唐介在当时 “以直声动天下”，被誉为是和包拯一样的清官，人称为“真御史”。当时各方面都认为他是被王安石活活气死的。“自首减刑”之争，也多多少少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埋下了伏笔。
毛主席说王安石是 “脱离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改革过程中不但“急而成之”，更缺少政治盟友。当时的名士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等都反对他，导致变法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最终以失败收场。用国学大师南怀瑾评价王安石的其中一句话“力小而任重”来看他在此事中的表现，似乎恰如其分。
程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