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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有个神童做同学

《山东工人报》(2024年05月20日 第A4版)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朝廷开科选士,这次科考录取进士共二十三人,可以说是人才荟萃,俊采星驰。这些人不仅后来官职显赫,而且文采飞扬。故当时称为“龙虎榜”。其中李绛、崔群和王涯更是当上了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政治家、文学家韩愈(768—824)也名列第十三名。
  而同时参加科考的张童子,是个神童,年仅九岁中了明经科,后被授官辉煌一时。因为他们都是陆贽做知贡举时中试,所以时年二十五岁的韩愈说“愈与童子俱陆公之门人也”。或者说,九岁的张童子就是韩愈的同学。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同门吧,在别人都对张童子赞叹不已和纷纷资助的时候,韩愈却发出了自己忧虑的声音。为此,韩愈写了一篇《赠张童子序》的文章。
  韩愈的文章说:“张童子生九年,自州县达礼部,一举而进立于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经,有司复上其事,繇是拜卫兵曹之命。”这个张童子的确不简单,他九岁就被县州推荐到礼部参加科考;又过了两年,张童子的二经更为精通,皇帝得知他的这一情况,就授予他卫兵曹参军的职务。从此,十一岁的张童子就步入了仕途。
  对此,人们都说张童子耳聪目明,神色聪慧;韩愈也认为,张童子如此出类拔萃,的确非常了不起。
  张童子做官后,请假跟随父亲一同回家乡探望母亲。这年八月启程,他们从京城长安途经陕南,到达虢东以及洛阳,又向北到达黄河北岸。九月,到达郑州,回到家乡。一路上,盛况空前,从朝廷名臣到沿途州县的长官,对张童子特别看重,都赠送给他极其丰厚的礼物,或者作诗歌来赞美他。张童子衣锦还乡,十分荣耀。
  然而此时的韩愈,凭着自己的耳闻和直觉,感到张童子正在走上骄傲自满的道路,认为有必要有责任告诫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同门,让他保持清醒头脑,不至于半途而废。
  韩愈在此文中继续写道,“虽然,愈将进童子于道,使人谓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与长也异观。少之时,人惟童子之异;及其长也,将责成人之礼焉。成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则,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韩愈的意思是说,人们对于年龄小和年纪大的人,要求是不同的。年龄小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的成绩,只会觉得惊异,加以赞扬;等到长大了,别人就会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了。而成年人道德规范,并不是童子尽现在所能就可以达得到的。那么,张童子不应满足现状,而需要进一步向他所没有学过的方面努力才是。
  唐代在建立之初就设立了童子科,目的是通过考试选拔天赋极高的少年儿童入仕,由此,童子科成了科举考试的一个常设科目。童子科的设立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为神童的出现提供了优渥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由于神童小小年纪便有机会取得功名,提高了其社会地位,从而刺激了人们培养神童的热情。
  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个儿童都有成为神童的潜质,于是没有这样资质的,家长们就会强行制造,强令其背诵经书,不许心有旁骛,甚至体罚的事例十分普遍,据《旧唐书》载:“苏壤训厉(苏颞)至严。常令表青布褥伏于床下,出其腔受稷楚。”这种做法对孩子而言属于非常严厉的苛责,小孩内心受到一定的伤害,是在所难免的。
  由于童子科竞争很激烈,致使教育方法不断改进深化,选拔神童时,将诗书经籍内容加深、难度加大,家长就随之强化训练儿童,导致儿童机械记忆为主,这种死记硬背,带来的是有口无心的记忆,没有入脑入心于增长知识无补,且一旦中试,便等于做官,从此就无心向学,这对儿童和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
  正因为如此,韩愈看得很清楚,才发自肺腑,很委婉地向同门学子张童子提出了劝诫,这难道不是对整个童子试和神童现象的反思和告诫吗?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一样有着振聋发聩的启示。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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