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全升 顾琦
为保存革命力量，枣庄矿区党支部把50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组成“随军工程营”，由党支部委员张福林带领随北伐军南撤。至南京后，“随军工程营”因生活无着，被迫解散。
1927年7月，纪子瑞离开枣庄，10月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29年6月，他在青岛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4月5日，他在济南被杀害。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中载：1927年12月，因战乱不已，枣庄中兴煤矿停业，两三千失业工人为生活所迫，“流落为匪。加之又值荒年凶岁，农村大批饥民涌入城市、矿区，劳动力大大过剩，致使在业工人亦人人自危。工人运动在客观上处于不利的困境。”
1928年1月，张福林由南京回到枣庄后，广泛联系失业工人，组织成立了“失业工人办事处”。随后，他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争取公开活动，利用合法形式，在“失业工人办事处”的基础上，于7月11日又成立 “失业工会”，即外工会。张福林等九人被选举为外工会执行委员后，团结全矿工人和资本家进行了斗争，坚决要求复工、救济、发放拖欠的工资和承认工会代表的合法地位。
同年7月，中兴公司资本家为破坏外工会组织，瓦解工人斗志，指使韩培显、王东樵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兴矿工同业工会，即里工会，韩培显任会长。里工会一成立，便开始打压外工会，通过王东樵企图收买张福林，遭到拒绝。当月21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派周学昌、刘卫清、黄昌年三人到枣庄，以调解里、外工会矛盾为由，成立了“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企图搞跨外工会。
工整会会长周学昌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济于事，最后撕掉 “调解人”的假面具，于8月17日以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为名，派矿警诱捕了外工会领导人张福林、王文斌、郭长清、蒋福义四人。外工会组织遭到破坏。
此后，枣庄与全国一样，陷入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工人运动也转入了低潮。1928年9月至1930年底，枣庄矿区党组织活动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开启了枣庄工人运动的先河。期间，党对各地工人运动的领导从未放松过。
1928年5月28日，山东省委发布关于职工运动的通告强调： “若要获得基本群众，工会小组的组织应即普遍的成立起来，党应把我们的工人同志分配到各组，专负此项责任。”192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四十四号通告”强调： “要努力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秘密的群众工会，不断的暴露国民党官僚工会及黄色工会机关的罪恶。”
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薛文英到枣庄地区开展临枣铁路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不久，薛文英被捕。随后，中共浙江嘉兴特别支部党员沈学谦、方淑昆、叶孝章等到枣庄矿区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9月1日，省委给中央报告中讲到： “以前丢掉或断绝关系的地方，如烟台、德州、临枣……已派人去恢复了关系， （惟临零派去人未至该地即被捕，至今尚押滕县）”。1928年11月，山东党的组织任务计划中提出： “无论如何困难，应在最近派人至临城、枣庄……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工作”。
1929年，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王贯三也到达枣庄。后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无法开展工作，不久即转移到其他地区。
1929年2月，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加紧对矿工运动的领导，会议确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始在矿工群众中建立一个普遍的工会基础，并强调指出：全国煤矿工人的重要区域，如河北的开滦煤矿、山东的中兴煤矿，均属矿工工作应注意之点。
1929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的 《职工运动决议案》再次对包括枣庄矿区在内的工运工作作出安排： “矿工运动以唐山、本溪湖、抚顺、福中、中兴、淄博、六河沟、象鼻山等为中心工作……使里工外工也组织在一个工会内。”
这段时间里，工人同资本家的小规模斗争时有发生。1929年3月4日，中兴公司台儿庄分厂抬煤工人罢工，向中兴公司资本家提出三项要求：一、抬煤工人每月一元津贴改为五元；二、抬煤工人每年和里工同样领四吨煤津贴；三、运煤焦的脚力均须增加。1929年7月，枣庄煤矿经过一年多的修复正式开工。工人们利用开矿之初资本家害怕工人罢工的有利时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工人工资有所增加。
1930年8月5日，山东省委关于鲁南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 “鲁南的党，在省委迭次破坏之后，鲁省委前负责人走时仓促，并未移交，以致久失联络。恢复和创建鲁南党的组织，为目前重要任务。若臣（张若臣，时为山东省常委）同志在沪与苏行委面商的结果，除一面由鲁委派人赴鲁南工作外，一面由苏行委在徐海区调大批人赴鲁南工作，此种办法确为目前需要。”
1930年冬，中共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二人到枣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全国工人运动一直关注、持续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在各地薪火相传，枣庄地区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党领导下的枣庄早期工人运动（三）
《山东工人报》（2024年11月04日 第A4版）
为保存革命力量，枣庄矿区党支部把50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组成“随军工程营”，由党支部委员张福林带领随北伐军南撤。至南京后，“随军工程营”因生活无着，被迫解散。
1927年7月，纪子瑞离开枣庄，10月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29年6月，他在青岛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4月5日，他在济南被杀害。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中载：1927年12月，因战乱不已，枣庄中兴煤矿停业，两三千失业工人为生活所迫，“流落为匪。加之又值荒年凶岁，农村大批饥民涌入城市、矿区，劳动力大大过剩，致使在业工人亦人人自危。工人运动在客观上处于不利的困境。”
1928年1月，张福林由南京回到枣庄后，广泛联系失业工人，组织成立了“失业工人办事处”。随后，他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争取公开活动，利用合法形式，在“失业工人办事处”的基础上，于7月11日又成立 “失业工会”，即外工会。张福林等九人被选举为外工会执行委员后，团结全矿工人和资本家进行了斗争，坚决要求复工、救济、发放拖欠的工资和承认工会代表的合法地位。
同年7月，中兴公司资本家为破坏外工会组织，瓦解工人斗志，指使韩培显、王东樵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兴矿工同业工会，即里工会，韩培显任会长。里工会一成立，便开始打压外工会，通过王东樵企图收买张福林，遭到拒绝。当月21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派周学昌、刘卫清、黄昌年三人到枣庄，以调解里、外工会矛盾为由，成立了“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企图搞跨外工会。
工整会会长周学昌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济于事，最后撕掉 “调解人”的假面具，于8月17日以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为名，派矿警诱捕了外工会领导人张福林、王文斌、郭长清、蒋福义四人。外工会组织遭到破坏。
此后，枣庄与全国一样，陷入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工人运动也转入了低潮。1928年9月至1930年底，枣庄矿区党组织活动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开启了枣庄工人运动的先河。期间，党对各地工人运动的领导从未放松过。
1928年5月28日，山东省委发布关于职工运动的通告强调： “若要获得基本群众，工会小组的组织应即普遍的成立起来，党应把我们的工人同志分配到各组，专负此项责任。”192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四十四号通告”强调： “要努力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秘密的群众工会，不断的暴露国民党官僚工会及黄色工会机关的罪恶。”
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薛文英到枣庄地区开展临枣铁路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不久，薛文英被捕。随后，中共浙江嘉兴特别支部党员沈学谦、方淑昆、叶孝章等到枣庄矿区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9月1日，省委给中央报告中讲到： “以前丢掉或断绝关系的地方，如烟台、德州、临枣……已派人去恢复了关系， （惟临零派去人未至该地即被捕，至今尚押滕县）”。1928年11月，山东党的组织任务计划中提出： “无论如何困难，应在最近派人至临城、枣庄……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工作”。
1929年，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王贯三也到达枣庄。后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无法开展工作，不久即转移到其他地区。
1929年2月，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加紧对矿工运动的领导，会议确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始在矿工群众中建立一个普遍的工会基础，并强调指出：全国煤矿工人的重要区域，如河北的开滦煤矿、山东的中兴煤矿，均属矿工工作应注意之点。
1929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的 《职工运动决议案》再次对包括枣庄矿区在内的工运工作作出安排： “矿工运动以唐山、本溪湖、抚顺、福中、中兴、淄博、六河沟、象鼻山等为中心工作……使里工外工也组织在一个工会内。”
这段时间里，工人同资本家的小规模斗争时有发生。1929年3月4日，中兴公司台儿庄分厂抬煤工人罢工，向中兴公司资本家提出三项要求：一、抬煤工人每月一元津贴改为五元；二、抬煤工人每年和里工同样领四吨煤津贴；三、运煤焦的脚力均须增加。1929年7月，枣庄煤矿经过一年多的修复正式开工。工人们利用开矿之初资本家害怕工人罢工的有利时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工人工资有所增加。
1930年8月5日，山东省委关于鲁南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 “鲁南的党，在省委迭次破坏之后，鲁省委前负责人走时仓促，并未移交，以致久失联络。恢复和创建鲁南党的组织，为目前重要任务。若臣（张若臣，时为山东省常委）同志在沪与苏行委面商的结果，除一面由鲁委派人赴鲁南工作外，一面由苏行委在徐海区调大批人赴鲁南工作，此种办法确为目前需要。”
1930年冬，中共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二人到枣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全国工人运动一直关注、持续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在各地薪火相传，枣庄地区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