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益
煎饼在国人眼中,几乎成了山东的代名词。我就是从小吃着母亲的煎饼长大的。
我们那个地方的煎饼分两种,用和成的面团在鏊子上滚的叫滚煎饼,用磨成的糊糊在鏊子上摊的叫摊煎饼。煎饼面子有多种,小麦面、小米面、高粱面、玉米面、地瓜面,或者几种粮食掺在一起的混合面。大多人家经常吃的是玉米面。从我记事起,每隔两三天就见母亲在一个大而深的黑色瓷盆内放上半盆面,倒上适量水,搅成不稠不稀的糊糊,再发酵一会。这时看上去白白的,一点黏性也没有。然后端着盆到大门过道,在支起的像小圆桌般的铁鏊子上摊煎饼。
只见她点着玉米秸或杂草的柴火,一把把续进鏊子下,麻利地拿起一个用多层布做的油擦子,围着鏊子擦一遍,舀起一勺糊子倒在上面。鏊子上冒出白气,母亲随即拿起一个长长的竹劈 (俗语耙子,学名刮板),挽花似地将糊子在鏊上一圈圈地前推后刮, “滋滋”声响过后,一张煎饼就成型了。稍作烘烤后,母亲再用铲子在鏊子边将煎饼挑起一小角,双手猛地一揭,顺势往身边一带,一张香喷喷的煎饼就落在了盖垫上。我一看,圆圆的、薄薄的,活像专门书写画画的宣纸,上面透着一些小洞洞。等做成一摞时,她开始将煎饼一张一张地叠起来,像一本平整的大书,然后用笼布包起来,放在小缸内盖好,这样储存时间长,不易变质。
母亲摊煎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她摊的煎饼薄、均匀、口感好。她不仅会做摊煎饼、滚煎饼,还会做菜煎饼。把白菜、韭菜、萝卜或野菜剁成菜馅,放在摊好的煎饼上,叠成长方型,在鏊子上烙成油黄带亮的疙渣,就像如今集市上的煎饼果子或菜蔬煎饼。当然面馅没有现在好,既没肉又没蛋,少滋无味。每当母亲摊煎饼,看着刚从鏊子上揭下酥软香甜的煎饼我就忍不住想吃。大多时,饭点不到,几张煎饼早已落肚,尤其是就着脆甜而辛辣的大葱,咬上一口,就别提那个香了。
看母亲摊煎饼别有一番感受,几十年后这个场景仍在我脑海中回旋。她迎着烟薰火燎的灶火,像一部转动的机器,机械地重复着续火、舀糊、摊揭的动作,一刻也停不下来。倘若遇到柴火湿漉,须棍子挑,用嘴吹,呛得眼睛流泪。她不断上下弯腰弓背,被炉火熏烤得脸庞扉红,汗珠像断线的珠子砸向脚面,汗水湿透了背后的衣服。我赶紧拿来毛巾,母亲歪过身子让我替她擦脸和后背,她张张嘴可能想说挂在嘴边的话 “你这孩子有眼色,没白养”,但没出声,只是笑笑。母亲常年累月的摊了一辈子煎饼,落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到了晚年,1米6的身高竟弯曲到不足1米5。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外乡上学驻校或去外地出?,干些挖河、铺路、抗洪之类的力气活,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二十天。走之前,母亲总会忙活半天,把一摞摞煎饼包进洗净的蓝色包袱里,让我背着上学或干活。当时粮食不宽裕,很少摊粮食煎饼,都是地瓜面的,吃起来酸苦,咬着也费劲,放上几天就咬不动了,只能用开水泡着吃,没有菜就在开水里放几滴酱油或盐粒。一摞煎饼,常常是没等吃完就长毛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定量分配。粮食少了,不再推磨,只能用石辗子压碎,用野菜、细谷糠或树皮掺上少量玉米面,做成菜窝窝或糠窝窝,最困难时,只用玉米面掺野菜的拨拉子或野菜汤充饥。只有过节、生日方能再吃上煎饼。
后来,我当兵离开家乡。母亲到军营探亲时总会带上红枣、煎饼和大葱等土特产。当我看到几个山东籍战友津津有味地吃着煎饼卷大葱时,那语言、那神情,似乎回到了家乡,看到了亲人。很少见过煎饼卷大葱的南方战友孙二毛与宫群山,在战友鼓动下也试就着大葱,把煎饼一点点塞进嘴里,再也不相信 “吃煎饼会割破喉咙”之说,还一个劲地夸赞,爽!进城后,我回老家或母亲来时还经常吃到她亲手摊的煎饼。
隆冬时节,寒风劲吹。看到城内大街小巷商店摊点的煎饼和煎饼果子,我的思绪如纷纷扬扬的飘雪散落于天地之间。我想到天地之隔的母亲,慈祥的面容和母子情缘,还有她的煎饼,立马浮现在我脑海,似乎酥软的煎饼香味飘入我的鼻孔与味蕾,成了我永远的怀念。
2025年02月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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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3版:人间
本版新闻
母亲的煎饼
《山东工人报》(2025年02月28日 第A3版)
煎饼在国人眼中,几乎成了山东的代名词。我就是从小吃着母亲的煎饼长大的。
我们那个地方的煎饼分两种,用和成的面团在鏊子上滚的叫滚煎饼,用磨成的糊糊在鏊子上摊的叫摊煎饼。煎饼面子有多种,小麦面、小米面、高粱面、玉米面、地瓜面,或者几种粮食掺在一起的混合面。大多人家经常吃的是玉米面。从我记事起,每隔两三天就见母亲在一个大而深的黑色瓷盆内放上半盆面,倒上适量水,搅成不稠不稀的糊糊,再发酵一会。这时看上去白白的,一点黏性也没有。然后端着盆到大门过道,在支起的像小圆桌般的铁鏊子上摊煎饼。
只见她点着玉米秸或杂草的柴火,一把把续进鏊子下,麻利地拿起一个用多层布做的油擦子,围着鏊子擦一遍,舀起一勺糊子倒在上面。鏊子上冒出白气,母亲随即拿起一个长长的竹劈 (俗语耙子,学名刮板),挽花似地将糊子在鏊上一圈圈地前推后刮, “滋滋”声响过后,一张煎饼就成型了。稍作烘烤后,母亲再用铲子在鏊子边将煎饼挑起一小角,双手猛地一揭,顺势往身边一带,一张香喷喷的煎饼就落在了盖垫上。我一看,圆圆的、薄薄的,活像专门书写画画的宣纸,上面透着一些小洞洞。等做成一摞时,她开始将煎饼一张一张地叠起来,像一本平整的大书,然后用笼布包起来,放在小缸内盖好,这样储存时间长,不易变质。
母亲摊煎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她摊的煎饼薄、均匀、口感好。她不仅会做摊煎饼、滚煎饼,还会做菜煎饼。把白菜、韭菜、萝卜或野菜剁成菜馅,放在摊好的煎饼上,叠成长方型,在鏊子上烙成油黄带亮的疙渣,就像如今集市上的煎饼果子或菜蔬煎饼。当然面馅没有现在好,既没肉又没蛋,少滋无味。每当母亲摊煎饼,看着刚从鏊子上揭下酥软香甜的煎饼我就忍不住想吃。大多时,饭点不到,几张煎饼早已落肚,尤其是就着脆甜而辛辣的大葱,咬上一口,就别提那个香了。
看母亲摊煎饼别有一番感受,几十年后这个场景仍在我脑海中回旋。她迎着烟薰火燎的灶火,像一部转动的机器,机械地重复着续火、舀糊、摊揭的动作,一刻也停不下来。倘若遇到柴火湿漉,须棍子挑,用嘴吹,呛得眼睛流泪。她不断上下弯腰弓背,被炉火熏烤得脸庞扉红,汗珠像断线的珠子砸向脚面,汗水湿透了背后的衣服。我赶紧拿来毛巾,母亲歪过身子让我替她擦脸和后背,她张张嘴可能想说挂在嘴边的话 “你这孩子有眼色,没白养”,但没出声,只是笑笑。母亲常年累月的摊了一辈子煎饼,落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到了晚年,1米6的身高竟弯曲到不足1米5。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外乡上学驻校或去外地出?,干些挖河、铺路、抗洪之类的力气活,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二十天。走之前,母亲总会忙活半天,把一摞摞煎饼包进洗净的蓝色包袱里,让我背着上学或干活。当时粮食不宽裕,很少摊粮食煎饼,都是地瓜面的,吃起来酸苦,咬着也费劲,放上几天就咬不动了,只能用开水泡着吃,没有菜就在开水里放几滴酱油或盐粒。一摞煎饼,常常是没等吃完就长毛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定量分配。粮食少了,不再推磨,只能用石辗子压碎,用野菜、细谷糠或树皮掺上少量玉米面,做成菜窝窝或糠窝窝,最困难时,只用玉米面掺野菜的拨拉子或野菜汤充饥。只有过节、生日方能再吃上煎饼。
后来,我当兵离开家乡。母亲到军营探亲时总会带上红枣、煎饼和大葱等土特产。当我看到几个山东籍战友津津有味地吃着煎饼卷大葱时,那语言、那神情,似乎回到了家乡,看到了亲人。很少见过煎饼卷大葱的南方战友孙二毛与宫群山,在战友鼓动下也试就着大葱,把煎饼一点点塞进嘴里,再也不相信 “吃煎饼会割破喉咙”之说,还一个劲地夸赞,爽!进城后,我回老家或母亲来时还经常吃到她亲手摊的煎饼。
隆冬时节,寒风劲吹。看到城内大街小巷商店摊点的煎饼和煎饼果子,我的思绪如纷纷扬扬的飘雪散落于天地之间。我想到天地之隔的母亲,慈祥的面容和母子情缘,还有她的煎饼,立马浮现在我脑海,似乎酥软的煎饼香味飘入我的鼻孔与味蕾,成了我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