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古时“丰收节”

　　□马晓炜
　　金风送稻香，桂子染秋光，秋分节气即将到来。这一天，不仅平分昼夜，还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不变的丰收期盼。自2018年起，秋分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从此，农人有了专属的丰收庆典。而在古代，虽无“丰收节”一说，但庆祝丰收的节日始终存在，那便是“秋社”。
　　古代丰收节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的自然崇拜。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五谷丰登被视为神灵的恩赐，人们通过祭祀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据《孝经·援神契》载：“社者，五土之总神。土地广博，不可遍敬，而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所谓“社”，就是部落祭祀土地神与五谷神的场所。相传共工氏之子句龙在洪水肆虐之际，率民众筑丘垦荒，抗御水患。高地之上，每25户立为一社，“社”字由此诞生。句龙故去后，被百姓尊为土地之神。
　　周代是社祭礼制化的关键时期。《周礼》明确规定了“春祈秋报”的传统：春社祈求风调雨顺，秋社以酬谢神恩、庆祝丰收。此时的社祭已超越原始部落仪式，升格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典礼。
　　到了汉代，“社”日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汉武帝推行夏历后，将秋后第五个戊日定为秋社，并纳入国家祀典。各地随之广建社坛，由地方官员主持祭祀，官民共同参与。庙堂的庄重与民间的虔诚于此交融，使秋社成为连接国家意志与乡土情感的文化纽带。
　　魏晋南北朝时，社日活动逐渐浸润了浓郁的民俗色彩。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有“秋分以牲祠社……盛于仲春之月”的记述，可见当时的秋社之隆重超越春社。鼓乐、歌舞、宴饮等民俗活动融入祭祀仪式，庆祝丰收的喜庆氛围日益浓厚。
　　唐代堪称社日发展的鼎盛时期。朝廷将其定为法定假日，全国放假一天，官民同庆。诗人王驾在《社日》中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诗句，生动勾勒出当时全民欢宴、尽兴而归的盛大场面。
　　宋代更是将社日活动推向了新高度。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丰富多彩的节庆形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描摹了当时汴梁秋社的盛况：“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板上，谓之 ‘社饭’。”除此之外，妇女回娘家、互赠社糕和社酒等习俗也蔚然成风。
　　元代以后，社日整体渐趋衰微。蒙古统治者的祭祀传统与汉族迥异，官方对春社、秋社的重视程度均大打折扣。虽在民间仍有存续，但其规模与影响力远不如前。而明代曾一度复兴社祭传统。朱元璋因少时受土地庙庇护，下令全国广建土地庙，《明史》亦载皇帝亲行社祭之礼。然而，这一复兴却加速了社日形态的分化：春社因与二月二土地神诞辰时间相近，二者在民间逐步混同，祭祀活动多以土地神为核心得以延续；而秋社未能有此依托，造成其在民间渐渐淡化。
　　清代社日进一步式微。朝廷虽保留社稷坛祭祀礼仪，但民间社日多被其他节庆吸收。顾禄在《清嘉录》中写道：“中元，农家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可见秋社的祭祀习俗，已融入中元节等民俗节日之中。
　　近代以来，社会变迁与农业现代化加速了传统社日的淡出，但在广袤的乡野间，其文化印记却未湮灭。社戏的锣鼓、庙会的喧腾，至今依然承载着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与丰收的喜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古代的秋社到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变换的是庆典形式，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土地的感恩、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