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传播实践活动

　　□李承志
　　传播学家郭庆光曾言道：“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通过讲学、著述、游说活动竞相传播自己的社会理想、治国韬略和学术主张”。作为诸子中的杰出代表，讲学、著述和游说也是孟子一生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传播实践活动。历时地看，孟子的前半生周游列国游说君王，后半生归乡邹鲁著书立说，而聚徒讲学的传播活动则贯穿孟子的一生。
　　作为“一个很有名的游士”，孟子一生近乎都游走于以故乡邹国为原点的四方诸国，其游历的范围东至鲁，南至宋，西至梁，北至齐，足迹遍布战国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大部。这在当时诸侯割据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落后简陋的交通条件下可算壮举。孟子在游说途中始终保持着由门下弟子组成的规模完整的传播群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可见孟子游说君王和收徒讲学这两种传播实践活动并行不悖。孟子至少游说过梁惠王、梁襄王、齐威王、齐宣王、宋康王、滕文公、邹穆公、鲁平公这六国八君。在遵循王道仁政的前提下，孟子根据每位国君的具体情况，采用了多样的传播手段与技巧。例如，对梁襄王这样“合格线”之下的学生，孟子的态度是“不教而教”，用无言与不教的传播手段唤起梁襄王的反省意识。而对“合格线”以上且同为大国君主的梁惠王和齐宣王，孟子的游说态度和说服谋略也很不同——对前者多采取刚性策略，对后者常使用柔性话语。
　　儒家重视著书立说的传统古已有之。《左传》中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孟子也在求仕不成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相较而言，口语传播的效率在战国时期诸多传播方式中仍为最高，李敬一教授甚至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就是因为当时的写作活动“太费时费力”。然而，孟子自齐返邹后已七十有余，古稀之年再想说服某位君主行王道仁政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故只能通过著书立说 “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正是文字“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的传播功能使《孟子》成为儒学道统的“经典谱系”之一，在道统传承过程中发挥承上启下与守先待后的关键作用。
　　冯友兰指出，“孔子开以讲学为职业之风气”。孟子作为孔子的忠实继承者，深受其影响。元《孟子弟子列传》记载孟子弟子有十九人，明《孟子弟子考》记载孟子弟子有十七人，现从祀于邹城孟庙东、西两庑的孟子弟子有十六人。这虽未能超越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杏林讲学规模，但孟子弟子中佼佼者的数量仍颇为可观。《孟子》七篇中，《公孙丑篇》《万章篇》与《告子篇》皆以孟子弟子名讳命名。在这三篇中，孟子教导学生或者与学生的辩论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论题涉及哲学、人性、政治和礼法等领域。孟子依照教育目的、教学过程以及学生个人情况的差异将教育方式划分为 “如时雨化之者”“成德者”“达财者”“答问者”“私淑艾者”五类，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为不同的教育方式分配不同的传播模式，可见中国当时的教育传播思想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