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绘画里,嫦娥作为月宫仙子的形象始终占据着独特地位。她既是神话传说的载体,亦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感与哲思的媒介。从宋代宫廷的华贵殿堂到元代文人的隐逸天地,画家们以笔墨为媒,将这位传说中 “广寒仙子”的仙姿与情感凝固于绢帛之上。
宋代刘松年的 《嫦娥月宫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绢本设色的团扇作品以29cm×29cm的方寸之间,构建出一座 “人间化”的月宫。近景处,假山如浪花翻涌,桂花树虬枝盘曲,枝头金蕊簇拥;中景为白玉雕栏环绕的月宫建筑,歇山顶与十字脊顶的屋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远景则以层层叠叠的白云勾勒出天界的缥缈。画面中央,嫦娥云髻高挽,手持尘尾回首望向身后,一只白兔两耳竖立,似欲跃起相随。刘松年以南宋宫廷画师的细腻笔法,将道教仙山与皇家宫殿的元素融为一体。白玉栏杆的冷冽质感与桂花树的生机形成对比,白兔的灵动又为清冷月宫注入烟火气。这种 “仙境人间化”的处理,暗合宋代文人 “以俗入雅”的审美追求。
元代佚名的 《嫦娥望月图》,现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这幅25.5cm×26.1cm的纨扇作品以 “女冠抚松”为场景,将嫦娥塑造为一位隐逸的女道士。画面中,虬曲的老松盘根错节,桂花枝从石畔斜出,夜空中祥云缭绕,一轮明月高悬。身着道袍的嫦娥立于高丘之上,头戴道冠,双手交叠于袖中,仰首望向明月,神情中透出超然物外的宁静。画家以商琦一脉的青绿山水技法勾勒山石,人物线条则借鉴了文人画的写意笔法。与宋代工笔重彩的华丽不同,此作通过淡雅的设色与简洁的构图,营造出 “月出惊山鸟”的空灵意境。
还有一幅元代佚名的 《香月潮音图》,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幅24.1cm×26.1cm的纨扇页以 “仕女倚梅”为意象,描绘了一位身着宽袖长裙的女子立于梅树下,衣带随风飘拂,目光凝视远方水面。背景中,梅枝虬曲如龙,水面泛起清光,夜空中明月隐现。乾隆帝曾为此画题诗:“春江满月印潮平,视若无形听有声。人似嫦娥倚梅树,默然对以认三生。”画家以没骨法渲染梅枝,用淡墨勾勒仕女轮廓,通过衣纹的流畅线条与面部的含蓄表情,传递出 “物我两忘”的禅意。与前两幅作品明确指向嫦娥不同,此作通过乾隆题诗的“点睛”,将仕女与嫦娥的意象重叠,赋予画面更深层的哲学思考。
三幅作品跨越宋元两代,却共同呈现出嫦娥形象的演变轨迹:刘松年的嫦娥是宫廷美学的化身,她的月宫是人间秩序的延伸;元代佚名 《嫦娥望月图》的嫦娥是隐逸文化的符号,她的望月是文人精神的投射; 《香月潮音图》的仕女 (嫦娥)则是禅宗思想的载体,她的凝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种演变背后,是画家对 “仙”与 “人”关系的重新定义。从宋代 “以仙饰人”到元代 “以人释仙”,嫦娥逐渐褪去神性光环,成为承载文人情感与哲学思考的媒介。而中秋节的传统内涵,亦与此一脉相承——古人通过祭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既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亦寄托对团圆的渴望。正如宋徽宗在 《闰中秋月诗帖》中所书: “桂彩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澄鲜”,月之圆满与人间团圆形成互文,而古画中的嫦娥,则是这一文化基因的艺术具象。 魏益君
山东工人报 2025年09月26日 星期五
墨痕留韵绘仙姿
——赏看古画里的嫦娥图
《山东工人报》(2025年09月26日 第A4版)
宋代刘松年的 《嫦娥月宫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绢本设色的团扇作品以29cm×29cm的方寸之间,构建出一座 “人间化”的月宫。近景处,假山如浪花翻涌,桂花树虬枝盘曲,枝头金蕊簇拥;中景为白玉雕栏环绕的月宫建筑,歇山顶与十字脊顶的屋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远景则以层层叠叠的白云勾勒出天界的缥缈。画面中央,嫦娥云髻高挽,手持尘尾回首望向身后,一只白兔两耳竖立,似欲跃起相随。刘松年以南宋宫廷画师的细腻笔法,将道教仙山与皇家宫殿的元素融为一体。白玉栏杆的冷冽质感与桂花树的生机形成对比,白兔的灵动又为清冷月宫注入烟火气。这种 “仙境人间化”的处理,暗合宋代文人 “以俗入雅”的审美追求。
元代佚名的 《嫦娥望月图》,现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这幅25.5cm×26.1cm的纨扇作品以 “女冠抚松”为场景,将嫦娥塑造为一位隐逸的女道士。画面中,虬曲的老松盘根错节,桂花枝从石畔斜出,夜空中祥云缭绕,一轮明月高悬。身着道袍的嫦娥立于高丘之上,头戴道冠,双手交叠于袖中,仰首望向明月,神情中透出超然物外的宁静。画家以商琦一脉的青绿山水技法勾勒山石,人物线条则借鉴了文人画的写意笔法。与宋代工笔重彩的华丽不同,此作通过淡雅的设色与简洁的构图,营造出 “月出惊山鸟”的空灵意境。
还有一幅元代佚名的 《香月潮音图》,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幅24.1cm×26.1cm的纨扇页以 “仕女倚梅”为意象,描绘了一位身着宽袖长裙的女子立于梅树下,衣带随风飘拂,目光凝视远方水面。背景中,梅枝虬曲如龙,水面泛起清光,夜空中明月隐现。乾隆帝曾为此画题诗:“春江满月印潮平,视若无形听有声。人似嫦娥倚梅树,默然对以认三生。”画家以没骨法渲染梅枝,用淡墨勾勒仕女轮廓,通过衣纹的流畅线条与面部的含蓄表情,传递出 “物我两忘”的禅意。与前两幅作品明确指向嫦娥不同,此作通过乾隆题诗的“点睛”,将仕女与嫦娥的意象重叠,赋予画面更深层的哲学思考。
三幅作品跨越宋元两代,却共同呈现出嫦娥形象的演变轨迹:刘松年的嫦娥是宫廷美学的化身,她的月宫是人间秩序的延伸;元代佚名 《嫦娥望月图》的嫦娥是隐逸文化的符号,她的望月是文人精神的投射; 《香月潮音图》的仕女 (嫦娥)则是禅宗思想的载体,她的凝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种演变背后,是画家对 “仙”与 “人”关系的重新定义。从宋代 “以仙饰人”到元代 “以人释仙”,嫦娥逐渐褪去神性光环,成为承载文人情感与哲学思考的媒介。而中秋节的传统内涵,亦与此一脉相承——古人通过祭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既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亦寄托对团圆的渴望。正如宋徽宗在 《闰中秋月诗帖》中所书: “桂彩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澄鲜”,月之圆满与人间团圆形成互文,而古画中的嫦娥,则是这一文化基因的艺术具象。 魏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