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鸿杰游记与中国文人精神

　　□刘培国
　　《痴迷的行者》是燕鸿杰先生最近付梓发行的大作，煌煌三卷、五十万字，时间跨度五十多年，是我见过的最厚重的游记作品之一。
　　古人写游记，在山水又不止于山水，是借山水明志、寄情、载道，寻找精神共鸣。燕鸿杰的游记继承了这一传统，《攀登天堂寨》以古稀老者视角记录登山历程，青年“撒欢攀登”与老者“轻包竹杖”形成反差，“路很长，力气匀着用”暗喻人生需张弛有度。仿木路径、古木栏杆的匠心设计，将登山步道转化为“艺术自然的契合”，既缓解视觉疲劳，又暗含对人工与天然和谐共生的思考。看上去是“登山”，实则书写对生命状态、艺术创造与人伦温度的深切观照。《梵净山游记》则践行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格物致知”的哲学理念，面对“阶高多裂”的天梯，作者既记录“竹杖老步”的攀登细节，又通过“跬步必自，行则致远”的感悟，将登山过程升华为对生命韧性的哲学思考。这种“观物取象”的写作，与苏东坡《石钟山记》“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实证精神相通。可以说，《梵净山游记》与苏轼文学实践的深层关联，在于二者都将“格物致知”从书斋推向天地之间。作者以“古稀者独吾”的姿态，在梵净山的“翻天印”与“蘑菇石”间，完成了一次中国式文人的精神朝圣——登山不仅是对地理高度的征服，也是对生命境界的勘验，更是对天地大道的体认。
　　燕鸿杰的《阿尔山》以“火山石塘如乱石兜洼”“地下暗河如神龙”等比喻，揭示石塘林的火山地质特征，与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首次提出喀斯特地貌成因理论的实证精神一脉相承。攀登驼峰天池近两小时的艰辛历程，与徐霞客“不避风雨，不惮虎狼”的探险精神高度契合。读来虽然篇幅不一，文风也不尽相同，但《阿尔山》与徐霞客游记在内在逻辑上深层关联，在于二者都将“行走”视为认知世界的终极方式，这种“以足丈量大地，以心感悟自然”的实践，再次让我们看见中国文人 “知行合一”精神的当代回响。
　　《古城边的风景》以细腻笔触勾勒出龙泉村与拉市海的原始之美，在自然审美中渗透着性灵派“独抒性灵”的精神内核。作者以“虹鳟鱼静影沉璧”“松针柴垛下短腿”等细节，捕捉纳西村寨的生态韵律。虹鳟鱼被村民视为“神物”的文化隐喻，与拉市海“原始状态”的孤寂感形成互文，展现了自然与人文共生的生态智慧。龙泉寺“彩绘剥落，鸟粪斑斑”的破败，被作者赋予“苍凉中的老态龙钟”的诗意解读。这种对时间痕迹的凝视，与袁宏道《虎丘记》中“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审美态度一脉相承，均以残缺之美对抗功利性的“台榭倾圮”。《阴霾笼罩的成都》则与明代文学家王思任的游记散文“以游为讽”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两篇游记均以旅途为镜照见社会病灶。不同点在于王思任以历史典故与文化符号进行文学性批判，该文则以“百元钞变27元”等纪实细节形成现实杀伤力；前者聚焦文化伦理异化，后者触及市场经济下的系统性危机。王思任担忧“山水市侩化”，本文揭示“社会丛林化”，时代病症不同，却共同延续了中国文人“以文载道”传统，在“游”的表象下完成对文明进程的深度叩问。
　　古人游记的终极宗旨，在于通过 “身游”实现 “心游”。从古至今，中国文人始终将山水视为精神镜像。燕鸿杰的游记合集 《痴迷的行者》恰似一轴展开的 《千里江山图》，为游记文学开辟了一条 “新古文运动”蹊径。他以“古稀独登”的孤勇者姿态，将 “知行合一”的传统士子精神注入现代性思考——当索道缆车成为登山标配，他却选择徒步丈量6600级台阶；当 “到此一游”的打卡文化盛行，他却在火山石塘前驻足半日。这种 “反效率”的“逆操作”姿态，恰是对苏轼 “竹杖芒鞋轻胜马”的当代诠释：登山不为征服高度，而为在跬步中照见生命的刻度；观景不为消费风景，而为在焦木青苔间读懂文明的年轮。当我们习惯用GPS定位人生方向，用短视频压缩审美体验，燕鸿杰的游记恰似一面青铜镜，照见被科技异化的精神荒原。他的文字不是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生长在当代土壤中的活态文化基因，让柳宗元的孤愤、苏轼的超脱、徐霞客的求真，在21世纪的语境中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