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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1月0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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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4版:文史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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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的痴与守

《山东工人报》(2026年01月05日 第A4版)


  □江舟
  在江南梅雨时节的午后,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尘埃在光线中起舞。这便是一座藏书楼的日常景象——千万册典籍静静躺在幽暗里,等待着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翻阅者。然而正是这份近乎偏执的守护,让文明的星火得以穿越时间的荒原。
  明代祁承火业曾与子孙立下这样的契约:每月须添新书,每年要增品种。能读者独居书楼,不能守者众人共护。他特意刻下 “子孙永珍”的印文,钤在每本书的扉页。那方朱红印记,与其说是所有权的宣告,不如说是一位父亲最深切的嘱托。尽管祁家藏书最终星散,但这份将书籍视为家族血脉的虔诚,却在文人中代代相传。
  宁波天一阁的传奇更令人慨叹。范钦立下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违规者将受不予祭祖之罚,盗书者永逐家门。在宗法社会里,这无异于最严厉的惩戒。于是四百年来,楼阁深锁,连范氏子孙都难以亲近那些典籍。数万册书在黑暗中沉睡,却也因此逃过了战火与劫掠。当后世学者终于叩开阁门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泛黄的书页,更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守护智慧。
  藏书家的痴情姿态各异。清代黄丕烈专嗜宋刻,藏书楼名曰 “百宋一廛”。每得珍本,必要请人作 “得书图”——《襄阳月夜图》为 《孟浩然诗集》, 《鱼玄机诗图》为《咸宜女郎诗集》。当他同时得到北宋、南宋两部 《陶渊明诗集》时,竟将书室改名 “陶陶居”。那份纯粹的喜悦,隔着百年时光依然鲜活。
  同时代的吴骞则以千部元刻为傲,自题“千元十驾”。他在印章上刻 “临安志百卷人家”,在书室匾额写下 “骐骥一跃,驽马十驾”——这是藏书家之间特有的幽默与较劲。他们深知版本的价值,更懂得每一册书都是与古人对话的契机。
  最触动心弦的,或许是那些选择书而非金银的故事。范钦分家产,次子大冲舍万两白银而取天一阁藏书;新昌吕抚与兄析产,对广厦良田视而不见,唯求藏书。这些抉择背后,是一种超越物质的价值判断:黄金终会消散,而书中的世界永恒。
  藏书楼的窗户总是朝北开——为避免日光直射伤及书卷。这或许是个隐喻:真正的藏书家,总将个人享受置于文明传承之后。他们与蠹虫作战,与潮湿抗争,与时间角力,守护着这些 “无用”的纸张。正是在这份近乎迂腐的执着中,华夏文明的基因才得以完整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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