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江
人口历来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要有足够的人口，国家才能形成足够大的内需市场。人口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古往今来，人口的多少，往往还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社会繁荣程度、国力强弱情况等。
近年来，我国年轻一代生孩子的意愿不强，新生儿出生率连续几年出现下降趋势。针对这些情况，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实施鼓励生育政策。那么，在古代，政府又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呢？
从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到宣统退位的帝国黄昏，中国历代王朝始终将人口视为衡量国力的核心指标。在三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史中，统治者们创造出形态各异的生育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智慧。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商王武丁曾颁布 “三族之民，生男赐贝三朋”的法令。这种用海贝货币奖励生育的做法，开创了中国生育政策的先河。周王室在 《周礼》中明确规定：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将婚育年龄写入国家法典。齐国管仲更设立 “掌幼”官职，专门负责督导民间生育事务。
这些早期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尤为显著。越王勾践的 “生育令”堪称古代人口政策的典范：孕妇临产需报官登记，公派医者接生；生男奖酒两壶、犬一只，生女奖酒两壶、猪一头；子女三人以上者由国家承担养育费用。这种系统性政策使越国人口在二十年间增长三倍，最终完成灭吴雪耻的壮举。
汉代将生育政策与土地制度深度捆绑，汉高祖诏令 “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免除新生儿家庭两年徭役。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推行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的人头税制度，迫使百姓通过多生子女分担赋税压力。这种政策导向使得西汉人口从建国时的1500万激增至平帝元始二年的5959万。
唐代的 “均田制”将生育激励推向新高度。政府按丁口授田，每增一丁授田百亩，新生儿自带 “口分田”的政策刺激了生育热潮。开元盛世时期，朝廷设立 “悲田养病坊”收容弃婴，地方官考核标准中加入人口增长指标。这些政策组合拳使唐朝人口峰值达到900万户，约合5200万人。
宋代的生育政策开始显现人道关怀。绍兴八年 （1138年），宋高宗下诏设立 “举子仓”，贫困孕妇可预支一石米粮；乾道五年 （1169年）在湖南推行 “胎养令”，官给孕妇钱米。这种社会福利性质的生育保障，推动南宋在丧失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仍维持了806万户的人口规模。
到了元代，统治阶级实行族群差异下的生育调控。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面对农耕区人口锐减的困境 （北方人口较金朝减少70%），采取了极具实用色彩的生育刺激政策。至元八年 （1271年），忽必烈颁布诏令： “诸路民户，一产三男者免三年差税，二男者免二年。”这种阶梯式奖励机制将生育与赋税减免直接挂钩，河北真定路曾出现农户为避税谎报三胞胎的案例，迫使官府增设稳婆验产程序。
针对不同族群实施差异化政策：蒙古人实行 “幼子守灶”制，确保家族延续；汉地则恢复宋代 “举子仓”，至元二十五年 （1288年）大都路设立官营药局，免费为孕妇提供安胎药剂。最具特色的是 “婴孩收养法”，至元十九年 （1282年）规定，收养弃婴超过三人者，可抵充半个丁役。这种政策催生了专业 “收婴户”，保定张氏家族曾因收养27名弃婴获免全族徭役。
古时催生招数多
《山东工人报》（2026年01月05日 第A4版）
人口历来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要有足够的人口，国家才能形成足够大的内需市场。人口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古往今来，人口的多少，往往还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社会繁荣程度、国力强弱情况等。
近年来，我国年轻一代生孩子的意愿不强，新生儿出生率连续几年出现下降趋势。针对这些情况，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实施鼓励生育政策。那么，在古代，政府又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呢？
从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到宣统退位的帝国黄昏，中国历代王朝始终将人口视为衡量国力的核心指标。在三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史中，统治者们创造出形态各异的生育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智慧。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商王武丁曾颁布 “三族之民，生男赐贝三朋”的法令。这种用海贝货币奖励生育的做法，开创了中国生育政策的先河。周王室在 《周礼》中明确规定：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将婚育年龄写入国家法典。齐国管仲更设立 “掌幼”官职，专门负责督导民间生育事务。
这些早期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尤为显著。越王勾践的 “生育令”堪称古代人口政策的典范：孕妇临产需报官登记，公派医者接生；生男奖酒两壶、犬一只，生女奖酒两壶、猪一头；子女三人以上者由国家承担养育费用。这种系统性政策使越国人口在二十年间增长三倍，最终完成灭吴雪耻的壮举。
汉代将生育政策与土地制度深度捆绑，汉高祖诏令 “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免除新生儿家庭两年徭役。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推行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的人头税制度，迫使百姓通过多生子女分担赋税压力。这种政策导向使得西汉人口从建国时的1500万激增至平帝元始二年的5959万。
唐代的 “均田制”将生育激励推向新高度。政府按丁口授田，每增一丁授田百亩，新生儿自带 “口分田”的政策刺激了生育热潮。开元盛世时期，朝廷设立 “悲田养病坊”收容弃婴，地方官考核标准中加入人口增长指标。这些政策组合拳使唐朝人口峰值达到900万户，约合5200万人。
宋代的生育政策开始显现人道关怀。绍兴八年 （1138年），宋高宗下诏设立 “举子仓”，贫困孕妇可预支一石米粮；乾道五年 （1169年）在湖南推行 “胎养令”，官给孕妇钱米。这种社会福利性质的生育保障，推动南宋在丧失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仍维持了806万户的人口规模。
到了元代，统治阶级实行族群差异下的生育调控。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面对农耕区人口锐减的困境 （北方人口较金朝减少70%），采取了极具实用色彩的生育刺激政策。至元八年 （1271年），忽必烈颁布诏令： “诸路民户，一产三男者免三年差税，二男者免二年。”这种阶梯式奖励机制将生育与赋税减免直接挂钩，河北真定路曾出现农户为避税谎报三胞胎的案例，迫使官府增设稳婆验产程序。
针对不同族群实施差异化政策：蒙古人实行 “幼子守灶”制，确保家族延续；汉地则恢复宋代 “举子仓”，至元二十五年 （1288年）大都路设立官营药局，免费为孕妇提供安胎药剂。最具特色的是 “婴孩收养法”，至元十九年 （1282年）规定，收养弃婴超过三人者，可抵充半个丁役。这种政策催生了专业 “收婴户”，保定张氏家族曾因收养27名弃婴获免全族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