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一百元

　　□冯爱霞
　　窗外，风裹着雪粒拍打着玻璃，恍惚间，我又看到了那年冬天，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向工厂的方向跋涉……
　　我上小学时，母亲常对父亲讲，咱家上有老，下有小，几个孩子像麻雀似的张着口等食吃，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于是，她进一家服装厂做了裁缝工。
　　一个周末，我放学回家，听到母亲哼着小曲。“妈，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母亲眼里闪着光，那是久违的喜悦。她小声说：“今天，厂子把拖欠的工资补发了一部分。”我的心雀跃起来。“那今晚又能吃上好饭了？”母亲笑了，像冬日里的暖阳一样。她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掏出一个鼓鼓的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沓钱，伸出食指在舌尖上一蘸，数了一遍又一遍。突然眉头拧成了问号，那根蘸着唾沫的食指悬在唇边，眼睛眨了又眨，像风中的烛火。她抬头看看我的衣服，又低头瞅了瞅钱，嘴巴张开又闭合，极力吞咽着什么。
　　“妈，发了多少钱？”母亲答非所问：“发工资时，刘出纳说了三遍，当面点清，出了门口，多了少了概不负责。我当时急着回家就没数。”我急忙问：“钱少了吗？”她慌忙把钱塞进信封，揣进怀里，急促地说：“你爸出差了，快做作业吧，我买菜去。”母亲打开门，如一阵风，像要追赶什么，又像要逃离什么。
　　黄昏时刻，一场大雪席卷而至，母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条鲫鱼。她费了好大工夫，鱼熬出了奶白色的汤，香气扑鼻，可她一直怔怔地看着炉火。突然，一股糊味飘来，我大声喊： “鱼糊了！”她才慌忙把锅端下。终于开饭了，母亲吃得很少，夹起一块豆腐放在嘴里机械地嚼着，眼睛望向窗外的漫天飞雪。我把一块鱼肉夹到她碗里，她像是被惊醒： “你吃，妈爱吃鱼头。”话音刚落，一根鱼刺卡住了她的喉咙，她用力咳嗽着，脸涨得通红。
　　晚上，一觉醒来，我看见母亲的房间，灯还亮着，从门缝透出一条细光带。我蹑手蹑脚地凑近，隐约听到她喃喃自语：“一百块钱啊，能给几个孩子添件过年衣服，还能给老人汇点钱……”话音未落，灯忽然灭了，想来是她察觉到了我的动静。半夜，我又听到母亲的木床不断发出吱嘎声。
　　第二天清晨，母亲的眼睛充满了血丝，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她要到厂里去，我嚷着也要陪同。大地银装素裹，一片苍茫，路上少有行人，母亲的旧布鞋沾满了白雪，任凭寒风打在脸上。
　　到了财务室，母亲让我在门外等候。屋里，一位中年阿姨正低头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母亲推门进去，喊了一声“刘姐”，就凑在她耳边低声嘀咕着。只见那阿姨睁大了眼睛，突然站起身来，紧紧抱住母亲，呜呜地哭了，母亲也流泪了。路上，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她只说了一句：“人这一辈子，千万别做亏心事，要不睡觉都不踏实。”
　　年末，刘出纳光荣退休了。在欢送会上，厂工会主席表扬她诚实守信，精准细致，创下了年内零差错的纪录，并发奖金一百元。这时，她忽然起身，声音带着颤抖：“这奖金我不能要。”大家惊讶地望着她，她接着说：“有件事憋在心里好久了，因为工作疏忽，发工资时，给一位女工多发了一百元，自己却浑然不知，也无从查找了。谁料，那位善良的女工主动把钱退了回来。不然，我就得自己垫付，可家里还有瘫痪吃药的老人、嗷嗷待哺的孙子……”她又坦诚地说，当时怕失误影响到自己的荣誉，就没敢上报。最后，她走到母亲身前深深鞠了一躬。母亲的脸忽地红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瞬间将母亲的话淹没。
　　后来，企业改制历经风雨，却始终稳稳立足。如今的厂长，是老工会主席的儿子，他在职工大会上深情地说：“听父亲讲，上世纪80年代厂子最艰难的时候，有一位女工，主动退回错发到手的一百元额外薪资。这份诚信，就是咱厂的精神根基。我们在此承诺：只要厂子存在一天，就绝不拖欠职工一分钱！”
　　如今，没人能记起母亲的名字，却有人记住了那个百元的故事。原来凡人微光，亦能穿越岁月长河。母亲也曾有过纠结，但终究压住了私心杂念，抵挡住了利益诱惑，守住了本心底线。
　　后来，母亲的黑发渐渐覆上了白霜，再后来，如雪，融进了泥土。但那年冬天的雪花，始终飘在我的心头，清透洁白，映照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