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岐彬
书信，曾经是人类最主要的通信工具。文字产生后，人们就开始了利用书信传递相互间的信息，1973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出土的第513片甲骨，就是一封由殷的边境传至京都的“边报”，其内容是侯伯和大将军报告方国入侵的消息。这说明，从殷商时代开始，我国就已经采用文字形式来传递军事信息了。春秋时期列国纷争，在频繁的特使外交中，也开始伴有书信外交，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山东莒县人）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就有“三代征（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的描述。
汉以前，书信多用于公事。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曰：“凡书于牍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基本没有个人情怀的吐诉。两汉时，随着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及其外孙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书信出现，标志着我国书信已从单一的公函模式，逐步转化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为书信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友朋之间互致问候、增进情感的礼仪形式，友朋之间用于每月交流的“月仪帖”非常流行。而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书信问候、书信贺喜、书信求物、书信论字、书信抒怀、书信谈趣等蔚然成风，就连彼此绝交之类的事情，也以书信来了断；所见所闻，偶有一得，也会欣然命笔，草成一书。期间的书信繁荣，把书信的发展带入了黄金期，以致擅长写信者备受推崇。
唐宋时代，书信的应用和文体已经非常成熟。这一时期，书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杜甫在外三个月没收到家书，即发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叹。此间，书信不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沟通作用，许多文人墨客还通过书信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利用书信讨论时局，批评昏庸贪腐，揭露社会黑暗，鞭挞丑恶行径，使书信成为参与政治斗争的犀利武器。唐宋八大家的书信就是典型代表。
明清两代是我国书信发展的高峰期，以 “家书”为代表的书信极其繁荣。郑板桥的家书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无论从思想到文风，在封建社会家书中都是非常杰出的。而被人熟知的 《曾国藩家书》，堪称家训之典范。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阐述了他对治家、修身、学习、理财、交友、用人以及旅行等诸多看法，被出版 《曾国藩》的作家唐浩明称之为 “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袒露”。2005年4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发起的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收集到的8000多封家书，更以明清书信居多，包括书写于明朝崇祯二年和清朝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家书。明清时期的许多文人学士还将家书收成文集，为书信的整理和印行开启了一个良好开端，对繁荣我国的书信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明代沈佳的 《历代名人尺牍精华录》、王世贞的 《尺牍清裁》等。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白话书信，使其迅速普及，成为我国书信大众化的又一里程碑。
19世纪末期兴起的中国近代邮政，给我国书信文化的发展注入巨大推力，使我国传统书信的种类发生了巨大变革，相继衍生出平信、挂号信、特种挂号信、保价信等诸多种类，随之又派生出贺年、贺喜的礼仪信函；邮送账单、广告的商业信函等，把古老书信进化成集文字、文学、美学、书法、礼仪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载体。
至20世纪末期，凡是上了些年纪的人，大多都经历过书信往来的岁月。那时候的人们，不仅仅通过书信这一载体沟通联系，更经常会为收到一封书信而兴奋不已，并通过写信、寄信、等信、读信的过程，体味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谊，感受人生的寄托和眷恋。
基于时代进步和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等原因，书信的实用价值在减弱，现代人写信越来越少了。但走过了3000多年的老书信，已经深深地印在历史的岁月里，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厚重。
（作者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平度市分公司工作人员）
印在岁月里的老书信
《山东工人报》（2026年07月13日 第A4版）
书信，曾经是人类最主要的通信工具。文字产生后，人们就开始了利用书信传递相互间的信息，1973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出土的第513片甲骨，就是一封由殷的边境传至京都的“边报”，其内容是侯伯和大将军报告方国入侵的消息。这说明，从殷商时代开始，我国就已经采用文字形式来传递军事信息了。春秋时期列国纷争，在频繁的特使外交中，也开始伴有书信外交，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山东莒县人）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就有“三代征（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的描述。
汉以前，书信多用于公事。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曰：“凡书于牍者，其事皆公事，其言皆公言”，基本没有个人情怀的吐诉。两汉时，随着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及其外孙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书信出现，标志着我国书信已从单一的公函模式，逐步转化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为书信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友朋之间互致问候、增进情感的礼仪形式，友朋之间用于每月交流的“月仪帖”非常流行。而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书信问候、书信贺喜、书信求物、书信论字、书信抒怀、书信谈趣等蔚然成风，就连彼此绝交之类的事情，也以书信来了断；所见所闻，偶有一得，也会欣然命笔，草成一书。期间的书信繁荣，把书信的发展带入了黄金期，以致擅长写信者备受推崇。
唐宋时代，书信的应用和文体已经非常成熟。这一时期，书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杜甫在外三个月没收到家书，即发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叹。此间，书信不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沟通作用，许多文人墨客还通过书信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利用书信讨论时局，批评昏庸贪腐，揭露社会黑暗，鞭挞丑恶行径，使书信成为参与政治斗争的犀利武器。唐宋八大家的书信就是典型代表。
明清两代是我国书信发展的高峰期，以 “家书”为代表的书信极其繁荣。郑板桥的家书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无论从思想到文风，在封建社会家书中都是非常杰出的。而被人熟知的 《曾国藩家书》，堪称家训之典范。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阐述了他对治家、修身、学习、理财、交友、用人以及旅行等诸多看法，被出版 《曾国藩》的作家唐浩明称之为 “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袒露”。2005年4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发起的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收集到的8000多封家书，更以明清书信居多，包括书写于明朝崇祯二年和清朝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家书。明清时期的许多文人学士还将家书收成文集，为书信的整理和印行开启了一个良好开端，对繁荣我国的书信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明代沈佳的 《历代名人尺牍精华录》、王世贞的 《尺牍清裁》等。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白话书信，使其迅速普及，成为我国书信大众化的又一里程碑。
19世纪末期兴起的中国近代邮政，给我国书信文化的发展注入巨大推力，使我国传统书信的种类发生了巨大变革，相继衍生出平信、挂号信、特种挂号信、保价信等诸多种类，随之又派生出贺年、贺喜的礼仪信函；邮送账单、广告的商业信函等，把古老书信进化成集文字、文学、美学、书法、礼仪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载体。
至20世纪末期，凡是上了些年纪的人，大多都经历过书信往来的岁月。那时候的人们，不仅仅通过书信这一载体沟通联系，更经常会为收到一封书信而兴奋不已，并通过写信、寄信、等信、读信的过程，体味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谊，感受人生的寄托和眷恋。
基于时代进步和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等原因，书信的实用价值在减弱，现代人写信越来越少了。但走过了3000多年的老书信，已经深深地印在历史的岁月里，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厚重。
（作者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平度市分公司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