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因为种种原因被贬作家很多，通过被贬作家作品，可以看出他们迥然的胸怀，“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柳宗元、苏轼和欧阳修极具典型，纵观三人贬后的作品，真可谓“三贬三境界”。从不同的境界中，我们也可以感悟自我经受磨难后应有的心态。
柳宗元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唐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
《永州八记》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极力写出了潭水之清澈；以鱼写人，灵动而又充满喜气。作者从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等方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异常的小石潭风彩图，而作者结尾却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出了自己凄寒悄怆之感。
一切景皆情语。作者显然还没有跳脱被贬的愤懑情怀。从景“乐”和“情”忧中可以看出，作者极力写“景乐”，但乐只是忧的另一种形式。柳宗元参与改革，失败被贬，心中愤懑难平，因而凄苦是他感情的主调，而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但这种欢乐毕竟是暂时的，一经凄清环境的触发，忧伤悲凉的心情又会流露出来。纵使景再美，但被贬后的柳宗元还是沉湎在个人哀怨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个人的小情怀。
苏轼在贬居黄州时，留下了大量诗文，在《水调歌头》一曲和《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
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先点明夜游的起因与时间，为美好的月色而心动，遂起夜游之意。接着运用比喻的方法描绘庭院月色。最后用两个反问句令人深思。作者抒发面对月光发生的感触。“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可以看出苏轼有被贬后的苦闷，但更多是一种感慨与自傲。
苏轼罹文字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近乎流放，心情忧郁。但是，他仍然有进取之心，他月夜游寺正是消释抑郁的具体行为。想从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精神的寄托。特定性“闲人”称谓，表现了他内心极其旷达。作者不是沉溺于感情的深渊中，而是积极寻求解脱，也使得这篇散文显得静美、隽永。
同样，在《水调歌头》中，作者与弟弟苏辙多年未见，加上“我欲乘风归去”政治理想，可朝廷再大也容不下他单薄的身躯，在中秋之时，理想与现实困顿之际，作者没有哀怨悲鸣，而是表现出一种美好的、普天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以看出，被贬后的苏轼是超脱个人哀怨之后的豪迈境界。这是一种自我释放的大胸襟。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自称庐陵人。宋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 （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
欧阳修贬在滁州之际留下了大量的散文名作，其中以《醉翁亭记》最为耀眼。
从天圣八年（1030），年仅23岁的欧阳修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上下往返，尽心竭力，积极协助范仲淹革新内政，终于遭到群邪所忌，革官贬滴。他的理想在以前不能实现，而在贬于滁州之后，滁州百姓的安乐生活，给了他极大的宽慰，滁州的山水，又把他引入了一个恬静的境界。他陶醉了，但不是醉于酒，而是醉于优美的景色，醉于百姓和乐的生活。在滁州，禽鸟因山林而乐，人们因太守游而乐，而太守则是因百姓乐而乐，他处在优美的环境中，身心愉快，舒适安闲，不由的醺醺然。欧阳修以“醉翁”自称，旷达自放，这种感受渗透在《醉翁亭记》里，使文章如风光片一般，淡雅而自适，流畅而豪迈。刘会然
三贬三境界
《山东工人报》（2023年05月29日 第A4版）
柳宗元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唐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
《永州八记》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极力写出了潭水之清澈；以鱼写人，灵动而又充满喜气。作者从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等方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异常的小石潭风彩图，而作者结尾却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出了自己凄寒悄怆之感。
一切景皆情语。作者显然还没有跳脱被贬的愤懑情怀。从景“乐”和“情”忧中可以看出，作者极力写“景乐”，但乐只是忧的另一种形式。柳宗元参与改革，失败被贬，心中愤懑难平，因而凄苦是他感情的主调，而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但这种欢乐毕竟是暂时的，一经凄清环境的触发，忧伤悲凉的心情又会流露出来。纵使景再美，但被贬后的柳宗元还是沉湎在个人哀怨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个人的小情怀。
苏轼在贬居黄州时，留下了大量诗文，在《水调歌头》一曲和《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
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先点明夜游的起因与时间，为美好的月色而心动，遂起夜游之意。接着运用比喻的方法描绘庭院月色。最后用两个反问句令人深思。作者抒发面对月光发生的感触。“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可以看出苏轼有被贬后的苦闷，但更多是一种感慨与自傲。
苏轼罹文字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近乎流放，心情忧郁。但是，他仍然有进取之心，他月夜游寺正是消释抑郁的具体行为。想从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精神的寄托。特定性“闲人”称谓，表现了他内心极其旷达。作者不是沉溺于感情的深渊中，而是积极寻求解脱，也使得这篇散文显得静美、隽永。
同样，在《水调歌头》中，作者与弟弟苏辙多年未见，加上“我欲乘风归去”政治理想，可朝廷再大也容不下他单薄的身躯，在中秋之时，理想与现实困顿之际，作者没有哀怨悲鸣，而是表现出一种美好的、普天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以看出，被贬后的苏轼是超脱个人哀怨之后的豪迈境界。这是一种自我释放的大胸襟。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自称庐陵人。宋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 （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
欧阳修贬在滁州之际留下了大量的散文名作，其中以《醉翁亭记》最为耀眼。
从天圣八年（1030），年仅23岁的欧阳修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上下往返，尽心竭力，积极协助范仲淹革新内政，终于遭到群邪所忌，革官贬滴。他的理想在以前不能实现，而在贬于滁州之后，滁州百姓的安乐生活，给了他极大的宽慰，滁州的山水，又把他引入了一个恬静的境界。他陶醉了，但不是醉于酒，而是醉于优美的景色，醉于百姓和乐的生活。在滁州，禽鸟因山林而乐，人们因太守游而乐，而太守则是因百姓乐而乐，他处在优美的环境中，身心愉快，舒适安闲，不由的醺醺然。欧阳修以“醉翁”自称，旷达自放，这种感受渗透在《醉翁亭记》里，使文章如风光片一般，淡雅而自适，流畅而豪迈。刘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