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 “铁人”王进喜，不少人会将他定位为钻井队长，不自觉想到他头顶风雪、手扶刹把，巍然屹立在钻台上的英雄形象。
然而，王进喜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层干部。
1961年以后，王进喜已经是大庆钻井指挥部的大队长了，这是不折不扣的科级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他的名字也早已通过新闻媒介响遍全中国。1964年，王进喜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5年，当选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3年后的1968年，当选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紧接着1969年4月，党的 “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一串向上的足迹表明，60年代后期，王进喜已是大庆油田的实际负责人，是具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
走上领导岗位的王进喜依旧保持了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文革初期，面对各种乱象，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原油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 “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1968年，担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后，大庆油田出现了生产下滑情况，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王进喜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王进喜带领大庆油田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地扭转了油田生产的被动局面。
更难得的是，王进喜还保持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廉洁性。
王进喜有五个孩子，老伴王兰英一直在井队烧茶炉、烧锅炉。与他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不少已转成了正式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身份，在队里烧锅炉、喂猪。
王进喜的家是个九口人的大家庭，属于困难户。考虑到王进喜家的实际困难情况，公家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但他一概拒收。就连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老母亲也不让。老人家担心儿子回来会不高兴，故坚决地谢绝了职工的好意。
王进喜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辆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而老母亲病了，是王进喜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
住房上同样如此。尽管他后期做了“大领导”，一家人却一直蜗居在几间平房里，家里甚至没个像样的客厅来接待上门的客人。
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后，经医生检查确诊胃癌晚期。这个时候，许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平时干起工作永远充满激情的“铁人”，原来也会得绝症。想起王进喜竟然是带着重病奔波在生产一线，大庆的石油工人们不禁流下了痛惜的热泪。
工人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他们的“铁人”就这样病倒。
周总理听说“铁人”患上了癌症，亲自联系北京301医院收治王进喜。这个时候，癌症晚期的王进喜没有办法回到生产第一线了，但他躺在病床上，心中记挂着的仍是工作。据王进喜的主治医生回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王进喜也是不断地说着“总有一天我们会赶上外国人”。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逝世前，王进喜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小纸包和一个小本子，颤颤地交给守候在他身边的领导同志。人们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党组织因为他母亲、爱人、孩子长期生病而补助给他的钱。小本子上记着哪年哪月补助多少，这些钱王进喜一分也没有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进喜把钱拿出来，要将这些补贴都还给组织，让组织将这些钱用在其他有困难的人身上。作为一名立下大功的石油元老级领导干部，王进喜工作那么多年，也仅仅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300块钱的遗产。
1970年11月15日，年仅47岁的“铁人”王进喜去世。想到王进喜曾经讲过“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康世恩同志不禁热泪纵横。康世恩说，老铁呀老铁，为了一个大油田，你可真的少活了二十年啊。
王进喜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直到今天，老百姓提起“铁人”，仍旧感觉那么熟悉、亲切。这份熟悉和亲切里，更多的原因，恐怕还饱含着对“铁人”王进喜在廉洁上的由衷敬佩与怀念，这是一种深深的来自人民的爱恋和褒奖。 尚长文
廉洁的“铁人”
《山东工人报》（2024年04月22日 第A4版）
然而，王进喜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层干部。
1961年以后，王进喜已经是大庆钻井指挥部的大队长了，这是不折不扣的科级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他的名字也早已通过新闻媒介响遍全中国。1964年，王进喜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5年，当选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3年后的1968年，当选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紧接着1969年4月，党的 “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一串向上的足迹表明，60年代后期，王进喜已是大庆油田的实际负责人，是具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
走上领导岗位的王进喜依旧保持了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文革初期，面对各种乱象，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原油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 “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1968年，担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后，大庆油田出现了生产下滑情况，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王进喜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王进喜带领大庆油田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地扭转了油田生产的被动局面。
更难得的是，王进喜还保持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廉洁性。
王进喜有五个孩子，老伴王兰英一直在井队烧茶炉、烧锅炉。与他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不少已转成了正式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身份，在队里烧锅炉、喂猪。
王进喜的家是个九口人的大家庭，属于困难户。考虑到王进喜家的实际困难情况，公家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但他一概拒收。就连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老母亲也不让。老人家担心儿子回来会不高兴，故坚决地谢绝了职工的好意。
王进喜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辆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而老母亲病了，是王进喜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
住房上同样如此。尽管他后期做了“大领导”，一家人却一直蜗居在几间平房里，家里甚至没个像样的客厅来接待上门的客人。
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后，经医生检查确诊胃癌晚期。这个时候，许多人才惊讶地发现，平时干起工作永远充满激情的“铁人”，原来也会得绝症。想起王进喜竟然是带着重病奔波在生产一线，大庆的石油工人们不禁流下了痛惜的热泪。
工人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他们的“铁人”就这样病倒。
周总理听说“铁人”患上了癌症，亲自联系北京301医院收治王进喜。这个时候，癌症晚期的王进喜没有办法回到生产第一线了，但他躺在病床上，心中记挂着的仍是工作。据王进喜的主治医生回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王进喜也是不断地说着“总有一天我们会赶上外国人”。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逝世前，王进喜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小纸包和一个小本子，颤颤地交给守候在他身边的领导同志。人们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党组织因为他母亲、爱人、孩子长期生病而补助给他的钱。小本子上记着哪年哪月补助多少，这些钱王进喜一分也没有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进喜把钱拿出来，要将这些补贴都还给组织，让组织将这些钱用在其他有困难的人身上。作为一名立下大功的石油元老级领导干部，王进喜工作那么多年，也仅仅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300块钱的遗产。
1970年11月15日，年仅47岁的“铁人”王进喜去世。想到王进喜曾经讲过“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康世恩同志不禁热泪纵横。康世恩说，老铁呀老铁，为了一个大油田，你可真的少活了二十年啊。
王进喜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直到今天，老百姓提起“铁人”，仍旧感觉那么熟悉、亲切。这份熟悉和亲切里，更多的原因，恐怕还饱含着对“铁人”王进喜在廉洁上的由衷敬佩与怀念，这是一种深深的来自人民的爱恋和褒奖。 尚长文